吴沈括表示，欧美国家对互联网产业监管的一个基本走向是，越来越强调大型平台法律责任的细化，丰富责任形式，丰富责任实现的机制等。在这个过程中，法律的规则和原则不断丰富，越来越往无过错责任方向发展，一方面强调责任水平，另一方面给予合规指引。

准确点说，就是“我在反垄断的执法过程中法经济学视角下的共享单车，不只是告诉你（互联网企业）这是不对的，还会通过指南、标准，一些执法建议告诉你什么是对的”，吴沈括说。这就牵涉到司法人员的专业水平，只有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对数字经济有关键性的把握能力，才能够给平台一个方向性的指引。

吴沈括还表示，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技术层面比较关注一个问题是，把平台，特别是大型平台和支付功能分离，平台归平台，支付功能不能融合。把互联网平台的业务功能和金融功能区分开，这是一个特殊之处。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所副教授谢丹夏介绍，美国的经验有一个值得我们学习，就是把法律经济学变成反垄断实践的一个重要工具。即法官判案时，他们会请经济学家，或经济咨询公司的分析师提供扎实的经济学福利分析。比如微软或Google滥用市场地位的行为，到底有没有给消费者造成实质性的损害，有多大的损害，要给出一个具体的实证分析。法院也好以此为依据进行司法救济。

“从这个层面讲，我们需要对国内司法和相关从业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法律经济学”，谢丹夏表示法经济学视角下的共享单车，法律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思想上有很多共性。我国的反垄断监管是以人民利益，或人民的幸福为目标，这与法律经济学以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进行分析是不谋而合的。

谢丹夏建议，我国的互联网产业在一些领域已经走在了国际前沿，如果说有什么建议，那就是我们需要更系统化，用法律经济学的方法来具体的分析平台竞争，对消费者动态福利和长期福利有没有实质性影响，通过学术创新，针对新经济形态如平台、数据经济构建新的法律经济学模型与分析框架来直面新挑战。而以美国学者莉娜·可汗（Lina Khan，新任FTC主席）为代表、回归传统结构主义反垄断方法的呼吁，事实上并非解决新型垄断问题的根本性良策，有刻舟求剑之嫌。

监管目的是为经济发展得更好

互联网专栏作家关不羽认为，从战略上讲，未来中国互联网企业不仅要服务中国市场，还要服务全球市场。所以，我们的企业还要走出去，现在还没有成功走出去。那么，“拆分互联网平台”这样的提议或者说想法要付诸实施可能还为时过早。

关不羽表示，监管目的是为了经济更好地发展，而经济发展是社会总福利提高的唯一办法。如果没有经济增量，何以谈增加总福利？尽管我国的互联网企业给一些人造成了“非常壮大”的错觉，但绝大多数的互联网企业并没有很高的利润率。就当下的环境来说，互联网产业继续壮大“有利于经济发展”。

在服务经济发展的总目标下，DCCI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建议，我们国家对互联网产业实施的反垄断还是要依照中国的国情，不能一味照搬西方的反垄断措施和经验。比如现在呼声很高的，要拆分互联网巨头。这要谨慎，欧美国家拆分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案例也不多见。

刘兴亮认为，从欧洲的反垄断经验来看，欧洲的互联网产业之所以发展不好，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对互联网产业的管理过于严苛。而中国的互联网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就是基于过去相对宽松的市场环境。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凤霞也表示，竞争秩序的维护是为了更好地促进行业创新，是为了更好地做大做强我们的数字经济。从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来看，要激发整个市场的创新活力，还是需要强化监管和治理。过去，在我们国家法律法规不是特别完善的情况下，制度的创新很重要，现在依然很重要。2020年底，欧盟委员会正式提交的《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两部针对数字平台和大型科技企业的法律草案，其中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理念值得我们学习。

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编辑|张笑缘

校对|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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