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在中国： 落地生根，扬帆出海
共享经济中产生的大数据，勾勒出了一座城市、一群人的性格和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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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网约车上线6年，中国共享经济带来新岗位新生活。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
2017年冬至的第二天，在首都机场工作的曹翊接了一个特殊的滴滴顺风车单。
下单的是位50岁左右的阿姨，住在首都机场南边的居民区。前一天，她在天津上大学的女儿在朋友圈抱怨，冬至没吃上饺子。这位母亲坐不住了，第二天大清早起来，和面、擀皮儿、剁馅儿……她准备搭个滴滴顺风车去天津，给女儿送饺子。
没想到，阿姨家里临时有事，去不成了。她问曹翊能不能替她把饺子交到女儿手里，“我那时刚当爸爸，刚能体会到儿行千里母担忧，所以就答应了下来。”
女孩从曹翊手里接过蓝色的塑料保温盒，打开一看，妈妈亲手包的饺子香扑鼻而来。“她当时眼眶就湿了。”
曹翊送饺子的滴滴顺风车，是近几年蓬勃发展的共享经济业态之一。共享经济最注重的便是资源的整合及高效利用。
在中国，共享经济出现的时间虽短，但其发展速度和规模均呈井喷式上涨，迅速覆盖了出行、住宿、医疗、办公等诸多领域。普通人的生活，因此被改变。
▲7月18日，武汉协和医院设置了20辆可以租用共享轮椅。图/视觉中国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共有190家共享经济平台获得投资，投资金额达到1159.56亿元。2017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规模约为52850亿元，较2016年的36750亿元增长了4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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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运而生，从出行开始
6年前，程维从阿里辞职创业了。彼时，互联网行业早已巨头林立，而程维选择了出行这一细分领域作为起点。
这源于他切身体会的痛点。在阿里工作时，他常奔波于北京杭州之间，有时打不到车差点误机；有时半夜才到机场，很久都等不到出租。不止是程维，打车难、出行不便是很多城市人的共同感受。与之相对，许多出租车却拉不到活，在街上空跑。
那时，国外已经开始了共享经济模式，比如美国的网约车软件uber。但在国内，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共享经济”。
程维也想到了网约车。如果能让打车连上互联网，通过网络建立乘客和司机之间的直接联系，或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滴滴出行就这样诞生了。
作为中国最早的共享经济平台之一，推广之初，滴滴碰到的是硬件环境的壁垒。“那时候刚有智能手机，很贵，出租车司机不愿意装，也不知道装完了到底有没有用。”滴滴出行首席发展官李建华说，第一次合作上的突破是在昌平的一家小型出租车公司里。当地的中国移动为司机们赞助了70台智能手机。滴滴的第一个局面，就这样打开了。
▲公司员工为新加盟的滴滴司机拍摄证件照。
2014年初，滴滴成功接入微信支付。这成为它在几年间迅速走红的另一大助力。“当时预估订单增长20%就不错了，结果上线以后订单两周涨了50倍。”滴滴CTO张博说。
▲7月24日郭爱华公司的滴滴司机刘世彤展示客户好评。
此后，滴滴快速发展，业务范围不仅涵盖了出租车、快车、专车，还开辟了顺风车。顺风车是车主通过互联网发布信息，将自己车上的闲置座位共享出去，邀请顺路者合乘。快车、专车、顺风车等业务的相继上线，让滴滴的共享出行版图不断扩大。
短短6年后，滴滴平台已拥有5.5亿用户，平台每天完成订单3000万单。
▲7月26日，公司旗下的滴滴司机王智莉刚刚送完一名乘客，正在清洁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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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住行遍地开花
就在滴滴飞速发展的同时，其他业态的共享经济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几乎覆盖了衣食住行等各个领域，如共享服装租赁“衣二三”、共享民宿小猪短租、共享办公空间wework等等。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的生活很难完全绕开共享经济。
29岁的张潇林是一名互联网公司的时尚白领，虽然衣柜满满，但“总是缺件衣服”。最近，她尝试着在“衣二三”租衣服。作为共享服装租赁平台，“衣二三”提供不同风格、不同尺码的服装和饰品。用户只需在平台上注册，并交纳少量费用，就可以尝试众多不同款式。
张潇林在“衣二三”下的第一单是一件露背连衣裙和一套碎花雪纺裙，还有一对比较夸张的仿宝石耳饰，都是平时很少尝试的风格。“我买的一般都是职业装，租来的衣服出去玩儿的时候可以用。”与购买相比，租无疑是更划算的选择。
今年起，王乐乐开始在“玩多多”上给自家孩子租玩具。“玩多多”和“衣二三”的模式差不多。王乐乐的儿子五岁多，家里的玩具早已堆积如山。她想让孩子多尝试新玩具，又不想太浪费，在小区妈妈群看到推荐后，很自然地“入了坑”。
共享经济不仅能够节约资源，让人们少花钱多办事，还有利于环境保护。
2016年，在交通领域做了8年记者的李婷，突然被中韩两国不一样的天空触动了。那是在韩国釜山跨年后回国的飞机上，“在釜山上空的时候，就看到天特别蓝，降落到北京的时候，就雾蒙蒙一片。”她给自己定下了新年目标：要做和环保有关的事。
当年6月，一位外国朋友告诉李婷，上海街头出现了摩拜单车。“他特别激动，给我发了几十条微信，讲这个东西怎么用，说它是伟大的发明。”
▲2015年年底，第一辆手工打造的摩拜样车在江苏的一家工厂里诞生。
出于职业敏感性，李婷认为应该了解一下这种新的出行方式。她发现自己非常认可摩拜的运行模式和环保理念，不仅成为了摩拜坚定的使用者，还成为了摩拜的第46号员工。“了解着了解着我就入职了，”李婷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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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背后的高科技
遍地开花的共享经济背后，隐藏着种种高大上的现代科技。
比如摩拜的扫码解锁，依靠的是移动物联网技术。据李婷介绍，摩拜的每个车锁内都有一枚移动物联网芯片，芯片连接网络，让后台可以实时查看每辆车的车况。是否电压不足，是否被报障等信息，尽在掌握。
“高峰时全国有三千多万人使用摩拜。要想保证解锁速度和稳定性，还要有通讯企业的配合与努力。”李婷说。
滴滴顺风车平台的信息撮合，则涉及大数据的应用。滴滴顺风车生态负责人宋展鹏告诉新京报记者，乘客和车主发布的出行信息中包含起始点、时间等，大数据系统会在这些出行信息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匹配程度列表。随着数据的不断积累，匹配的数据模型会更加精准。比如通过过往历史出行行为、路况等数据，为用户做最优化的匹配展示，方便车主和乘客合乘出行。“当然，我们只是提供信息撮合，最终是否合乘还是要由车主和乘客双方决定。”宋展鹏说。
而在滴滴派单平台，技术更为复杂。据张博介绍，滴滴目前有5.5亿用户，平台每天完成3000万单。在一个既定区域内，系统要全局考虑车辆、乘客的供给和需求，实时进行最合理地分单。
张博介绍，为了实现“全局最优”，滴滴在海量交通数据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人工智能“大脑”——滴滴大脑。它能实时学习城市交通出行规律，了解交通工具和道路的状况，并以毫秒级的速度计算，做出最优的供需匹配、智能调度等决策。
“这非常具有挑战性，因为这要求实时的计算和预测，而且量特别大。”张博说，滴滴为此设计了全新的智能路径规划算法，能对未来路况做出准确预测。它会整理车主所有可能的走法，并挑出最优路径。
一旦有乘客发单，滴滴大脑就会迅速定位乘客、搜索车主、进行路径规划。此外，它还会预估时间、综合考虑方向夹角和司机服务分等因素，既聪明又周到。
这种技术上的探索，获得了全球范围的关注。
据滴滴政府事务高级总监庞成军介绍，滴滴自主研发的谷雨大数据系统，已成为全球范围内使用最广泛的出租车智能调度系统。在巴西，滴滴帮助99团队升级出行安全预警及保障措施，一年以来，99平台上的司乘安全事故发生率降低了80%。
庞成军说，目前，滴滴已在墨西哥、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独立运营，滴滴还通过投资、产品技术合作等多种形式，成为包括Grab、Lyft、Ola、Uber、99、Taxify以及Careem在内的全球七大移动出行企业的投资者，这一全球移动出行网络已覆盖超过1000个城市，触达全球超过80%人口，涵盖了一带一路的大多数国家。“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复杂的出行市场上，滴滴已经有了足够的积累。我们的产品、技术和解决方案，在中国市场得到了很好的证明。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在全球创造比较好的价值。”
▲2018年6月，滴滴正式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推出快车业务。中国滴滴司机陆健（音译）正在打开手机上的滴滴软件。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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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的意义最大化
共享经济中产生的大数据，勾勒出了一座城市、一群人的性格和剪影。
李婷说，你肯定猜不到，单次骑行里程最长、骑行速度最快的是什么样的人群？“最后的结论是退休大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是著名的自行车王国，大部分人都骑自行车上下班。如今已经退休的大爷们，年轻时候就过着那样的生活。他们最熟悉那种出行方式。
而在深圳，摩拜出行有三个高峰，早、晚以及凌晨0点到2点。“最开始我们还笑，说深圳好年轻啊，夜生活真丰富。后来深圳人告诉我们，你知道那些零点骑车的人是干什么的吗？是工厂里的夜班工人下班了！”
滴滴每天3000万订单，数据量更大，堪称宝藏。李建华说，作为共享经济的成果，滴滴希望将这些数据再次共享，“和社会共享，和城市共享，将共享经济的意义最大化”。
以红绿灯为例。滴滴通过大数据手段对各路口进行扫描，分析出畅通、缓行、拥堵路段与红绿灯的关联，并优化出转换更加科学的智慧红绿灯。
据滴滴智慧交通项目工作人员介绍，滴滴首创的智慧信号灯目前已优化了全国超过1300多个路口，平均降低了10%-20%的拥堵时间。
在济南，在已优化的344个路口，每天为市民节省通行时间超过3万小时。而减少车辆怠速、缓行时间和排队过程中停车启动次数，还间接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
基于大数据分析，滴滴还可以对城市公交线路做出评估，覆盖从运力负载、站点客流到时段客流的多个方面。他们会对线网优化提出改造建议，帮助传统公交转型升级。
摩拜的移动物联网数据也有意外收获。李婷告诉新京报记者，在城市中，移动通讯网络覆盖并不完全，有些地方存在“信号黑洞”。“五道口地铁站就有个黑洞，单车骑过去一关锁，系统里就永远找不到了。南锣鼓巷也有。”
摩拜将这些数据信息反馈给电信运营商，协助他们完善网络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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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中的人情味儿
滴滴、摩拜、小猪短租……层出不穷的共享平台，不知不觉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今年，王雅洁结婚了，婚前居住的房子闲置下来。她成了小猪短租的房东。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王雅洁，很早就知道小猪短租。在她看来，与长期出租相比，做短租的收益可能更高，“另一个就是（租客）只住一两天嘛，对房子的破坏程度不会那么大。”
她决定做个好房东，不仅添置了新家具，还布置了不少绿植、装饰品，在墙上挂上了油画，希望营造出温馨的氛围。
每次有租客入住，王雅洁都会更换床上用品，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她还会像朋友一样和每个租客沟通，“周围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比如他们要是和朋友聚会，可以去一些音乐酒馆，他们还是挺受用的”。
有一次，一个客人住了好几天，每天在家做饭。客人退房后，王雅洁去打扫时被“惊到了”，“我给他的时候什么样的，他还给我的时候一模一样，连锅把手的朝向都按最初的方向摆好了。”
王雅洁觉得，这是客人感受到了自己的用心。和传统酒店相比，以共享经济形式出现的短租多了不少人情味儿。
跨城送饺子的曹翊对此深有同感。曹翊原本住在机场附近，婚后为了方便爱人上班，搬到了房山，距离机场80公里。跑一趟，油费、高速费加在一起80多块，一个月下来就要3000多。而且一个人开车容易犯困，尤其堵车时，单程要开3个小时，经常犯迷糊。
顺风车完美地解决了他的问题。“拉一位乘客的收入正好补贴了油费，遇上拼车的时候，大家路上说话聊天，时间过得特别快，不再犯困了。”曹翊说。他那辆白色的5座克莱斯勒里，发生过不少让他印象深刻的故事。
一对外地夫妇带着重病的孩子来京求医，乘车时，母亲不断自责，抱着孩子抽泣。曹翊用东野圭吾《时生》里的故事安慰他们。书里的孩子身患绝症，临终前穿越回过去，告诉父母这些年和他们在一起很幸福。他想不出其他安慰的话，只希望这个故事能略微消除那位母亲心中的痛苦。
更多的回忆是欢乐的。有对夫妻带着八九岁的儿子乘车，小孩儿眼泪汪汪的，聊了一会儿才知道，小孩儿以前总考全班第一，这次发挥失常，考了第三。
曹翊劝解，没考第一名不重要。小孩儿回嘴，叔叔，世界第一高峰是什么？曹翊说共享经济有什么服务中心，珠穆朗玛峰。第二高峰呢？乔戈里峰。第三呢？干城章嘉峰。曹翊说，他不会被一个小孩“套路”，趁着停车的时候用手机搜索了世界十大高峰。“你让我说到第十都没问题。”
在曹翊的带动下，他的同事中很多人拉起了顺风车。“一开始不敢跟同事说，好面子，怕人家觉得你不务正业。”但在这个共享经济伸入生活各个角落的时代里，没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妥。“在我工作的地方，拉顺风车已经算是一种比较时尚的东西了。”曹翊说。
▲7月27日下午，公司旗下司机佟硕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参加入学体检。在大部分人工作的时间，他却能抽空照顾家人。这让曾在国企上班的佟硕感到非常自由。
改革亲历：庄骥 43岁，“摩族猎人”发起者
2016年，我还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工作。博物馆位于南浦大桥下的黄浦江边，离最近的地铁站有1.5公里，很多人觉得步行距离远，因此望而却步。当时，博物馆的日均观众量只有300人。
2016年5月，摩拜共享单车开始在博物馆门口投放。之后的一年半，博物馆每月票房环比数据都是上升三成以上，双休日更是翻倍。有时闭馆后，停靠在门口的两千辆单车都会被骑光。
摩拜发展初期单车不够用，博物馆前的单车不能及时补上，我就出去找车，找到了就把它们骑回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拆除二维码占为己有的现象。看到这种滥用车的行为，我非常愤怒。自那以后，我开始每天出去找车并举报。
我给找车、举报起了个名字——打猎。
后来，我通过摩拜创始人王晓峰认识了另一创始人胡玮炜和他们的CTO夏一平。那时他们公司人还很少，但已经开始爆炸式发展了。胡玮炜派了一个员工来采访我，把我“打猎”的事写在了他们的推送里。很多人开始效仿我“打猎”，还由此产生了“猎人群”。因为这个群体因摩拜而生，所以猎人的全称为“摩族猎人”。
从2016年5月9日我举报第一辆单车开始，到当年8月底，第一个猎人群成立了。猎人们的工作包括找车、举报等等。
我还发明了“猎人盾”，是一种特殊的摆放单车的方式。用这种方式摆放，单车不容易倒。
猎人之间都是网友，通过微信群联系。大家的身份多种多样，公司老板、理发师、白领、报纸投递员、退休人士、网店店主都有。我们白天各司其职，晚上就四处巡逻。“打猎”也是自发的，原因很多：有的人看到单车被私占或损坏感到愤怒；有的人把它当成游戏；有人是因为强迫症，喜欢把东西摆得整整齐齐。
现在，猎人们为了解决共享单车遇到的问题，还经常在一起头脑风暴。主题很多，比如：提供防小广告的喷漆方案、推共享单车的移动能源回收、移动立体车库对于潮汐车潮的合理调度……有点像是一个松散的民间智库。
截至2018年5月10日，摩族猎人共有群45个，总计4248人。除去各群穿插重叠的人员后，保守估计大约3500人。
要说猎人改变了什么，我想更恰当地说应该是我们强调了“文明与善意”，强调了“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并无处不在地监督着这个社会。
改革词典：共享经济
借助网络等第三方平台，将供给方闲置资源使用权暂时性转移，实现生产要素的社会化。通过提高存量资产的使用效率，为需求方创造价值，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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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女工变老板：
管理近2000网约车司机
夏季的阳光洒进来，郭爱华125平米的新家明亮温暖。五六年前，她还住在一间不到10平米的地下室里，“没有窗户，不知道白天黑夜，生物钟都乱了。”
38岁的郭爱华，现在是北京一家汽车租赁公司的老板，与滴滴合作，管理着近2000名滴滴快车和专车司机。而2003年来京前，她只是大连一家服装厂的女工。
▲7月24日，郭爱华在自己的办公室打理生意。这位曾经举步维艰住过地下室的打工妹，通过共享经济成功创业。
东北姑娘能在北京立足，靠的是那股从小不服输的韧劲儿。
初到北京，学历不高的郭爱华尝试过推销鞋油、饭店收银、安装网线……“在商场，客人乘扶梯上楼，我就冲过去擦鞋，擦亮了再推销鞋油，20个人有一个买就不错了。”
在地下室安装网线时，她结识了一位陪练司机的妻子。“她说丈夫一个月能挣四千块钱，那时普通司机也就挣一两千块钱。我眼前一亮，那当陪练公司的老板得挣多少钱！”
郭爱华迅速拿出全部两万多元积蓄，又借了一万多，买了台二手捷达，开起了“夫妻店”。老公出门当陪练，她在网上发帖、接打电话。
生意有了起色，车也一辆辆增加。到了2014年，郭爱华旗下的车子已有二十多辆。
“虽然已经不错了，但质的变化是滴滴给我的。”郭爱华说。
2014年底，一名郭爱华加盟过的陪练公司老板给她打电话，让她公司的司机挂到他那里去干滴滴，拉一千给补贴一千。郭爱华有点不信，居然有这种好事？她派自己的小叔子前去体验，发现这是真的。
“我一想你能做，我就能做，我有营业执照。”郭爱华上网查了滴滴的电话，打了一天，终于辗转联络到北京总部的渠道经理。
成为滴滴合作商后，郭爱华的公司紧随滴滴快速扩张，短短三年时间，车辆增加到两千多台，每月净利润达数十万元。
2018年1月14日，滴滴年会上，郭爱华的公司获得“携手共赢奖”。那天正好是她与滴滴签约三周年。领奖时她说，“没有滴滴就没有现在的我。”
郭爱华更没忘记感恩司机师傅们。去年大年三十共享经济有什么服务中心，她没回家，专门去首都机场给师傅们送饺子。
▲7月25日，郭爱华前往医院探望一位因车祸受伤的司机。
“好多师傅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四五十岁，学历不高，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当保安人家都嫌你年纪大。可一家人都指着你挣钱呢，怎么办？滴滴给了他们一份工作，一份不错的收入。”郭爱华感慨。
▲公司旗下司机曲昌旭出夜班，出车时间从下午4点到凌晨4点。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共享经济平台企业员工数约716万人，而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供服务的劳动者（即“网约工”）的数量则是平台企业员工数的10倍左右，达7000万人规模。
据预测，以年均40%左右的增速，到2025年，中国共享经济规模将占到GDP的20%，提供服务者人数有望超过1亿，其中全职参与人员约2000万。
新京报记者 王婧祎 吴江 实习生 王艳华
值班编辑 花木南 吾彦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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