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马科斯·费尔逊（Marcus Felson）和琼·斯潘思（JoeL.Spaeth）在1978年发布的论文中首先提出了分享经济（Sharing Economy）的概念，并且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将这种分享经济总结成了将处于社会上的闲散、分散资源，通过互联网等社会化平台进行集聚整合和交换分享的经济现象，利用分享经济人们可以便捷地暂时有偿使用各类闲散资源，无论是企业或个人都可以成为资源的使用者和生产者，并满足各自的经济红利需求。

分享经济的兴起将推动产业的发展和变革，使工作方式和生活模式发生改变，也将对市场的管理和社会保障体系产生冲击，促进城市发展变革和社会治理逐步现代化。

分享经济（Sharing Economy）特征

第一，依托互联网技术搭建出第三方经济平台，作为帮助资源和信息完成交易和共享的基本技术支持；

第二，充分发挥闲置物品和过剩产能的价值，为整套交易流程赋予了更多的交互意义；

第三，在透明、公平、管控严格的经济规则下，参与者可以是特定用户，也可以是完全的陌生人；

第四，信任是分享经济不断发展的源动力。

发展

中国的人口基数大，网络技术优异，为分享经济的蓬勃发展奠定定良好的基础环境，有更大的可能实现更具效益的分享经济运行模式，令不同领域的资源创造出更多的收益。在交通出行方面，共享单车等为人们提供了便捷的帮助，比如快车和顺风车服务，为车主提供了创收机会，为客户提供了快捷安全的服务资源，对于提高车辆运行效益和缓解交通高峰压力具有较大的益处。

在知识共享方面，一些互联网科技公司聚集了大量的人才，通过问答互动的方式发挥了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是极为有效且特点突出的分享经济表现形式。

成因分析

经济活动的发展变化

分享经济的逐渐形成是与世界经济背景的变化相契合的，而影响经济背景的因素众多，可以从人为因素和非人为因素两方面进行简要分析。在人为因素影响社会经济活动方面，我中国在过去的十数年中，缺少行之有效的账户统计方法和经济估算方法，导致一些小企业及其经济活动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未观测经济致使许多经济资源流失，浪费问题层出不穷，不利于维持中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此外，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由于美国的政策问题导致了全球金融圈的动荡，让人们认识到了次贷制度的不足以及资源高度利用的重要性。在非人为因素影响方面，以今年发生的疫情为例，许多人都被迫降薪辞职，更多地利用网络进行经济交易，这也成为了刺激分享经济迅速崛起的契机，人们将通过改变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行为，更多地了解分享经济的内涵，更好地接受分享经济为每一个人带来的福利。

科技的革新进步

科技水平是推动经济产业变革的核心动力，分享经济需要依靠较高较可靠的技术能力将资源共享到平台中，并为更多的人们提供接口服务，扩大分享经济的覆盖面积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分享经济需要保持运行稳定，保证成本合理，为运营者提供红利，这些也要依靠科技能力，尽量降低资源投入成本和系统运营成本。

在信息时代，比较明显的科技进步是互联网、计算机、手机的逐步成熟和普及，根据中国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4.5%，中国网民以达到9.04亿，其中，手机上网比例为99.3%，这些数字与即将普及的5G时代意味着网络科技与社会群众的良好融合，越来越多的人会受到新时代新技术的影响，更多地使用手机等终端设备进行资源共享和经济贸易。

此外，大数据、云处理、GPS、LBS等先进技术也是分享经济最终形成的必然要素，更多的社会行业都会涉及到这些科技，并利用科技实现闲置资源的整合与供需分配。

个人消费方式和理念的变化

经济的复苏与进步逐渐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和消费理念，在资源价值合理的前提下，人们愿意展现自身的消费能力，这是实现分享经济的基础。中国在消费方式的转变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消费者在购入资源或服务时，通常可以选择第三方付款方式，商家也可以将自身的产品放心地运送到消费者手中，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方式成为了中国经济流通的重要形式，商家和个人都可以利用第三方支付为自身降低交易风险，并保持便捷的经济交易方式。

消费是刺激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动力来源，人们会根据自身的心理愿望去进行消费活动。在以前社会经济不那么发达的阶段，一些人会由于自我满足或炫耀心理去购买一些实用性相对较低的产品，以此来表现自身的生活品质，消费对象是产品附带的象征意义。但是随着每个人经济实力的逐渐上涨，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之外，购买实用性较低的产品实现心理满足的现象逐渐减少，越来越少的人会由于爱慕虚荣而去消费，另外，社会资源的产出与发展逐渐趋于同质化，并没有过多的超凡脱俗的产品以供消费者选择，许多资源在成本和性能方面都差不太多，消费者也就没有必要过分纠结与产品的选择，一些象征意义较强的产品的竞争力逐渐下滑，人们更愿意购买实用性较强的产品或资源。网络在拉近人们距离的同时，也促进了大众型消费文化的形成，人们通过在网络上的交流逐渐对背景相似的人产生认同心理，特别是当前的年轻群体，作为网络的主体用户，其生活质量大体相当，不会产生过于明显的等级差异，并且他们的思想更加开放和活跃，愿意接受新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对于资源共享没有较大的排斥心理，许多人都会选择物品租赁、成为短期工、买卖二手物品等消费和工作方式，促进了分享经济的形成。

政策驱动

中国政府对于分享经济是保持支持和鼓励的态度的，根据相关政策和理念的内容，促进了许多共享式企业的出现和发展，为分享经济的形成指明了方向。在出台政策方面，在2016年的“十三五”规划中将发展共享经济纳入了明确的社会建设目标中，2016年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中再次强调了建立网络协同创新体系的工作概念，在2018年针对网约车、外卖、互联网医疗等行业问题制定了对应的政策法规，并开展了专项整治活动。在社会经济发展理念方面，政府本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理念，积极为分享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并利用网络技术和宏观调控控制了需求与供给的平衡，为分享经济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

市场选择

市场经济与社会群众的生活状态和消费能力息息相关，人们在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的同时，也意味着市场经济必须保证足够强大的供给能力，为社会提供充足的资源。然而传统的市场经济模式较为单一，生产能力有限，难以满足社会需求，这为分享经济的崛起带来了机会。为了顺应市场的发展变化，更多的自给性服务成为了可共享的资源，更多的风险评估和保证企业参与到了经济的运营环节中，特别是今年意想不到的疫情，给市场中的许多企业带来重创的同时，也刺激了在线消费、无接触配送、电商、企业员工共享等活动的创新发展，以后分享式经济消费将会成为主流。

优势

1.有利于扩大有效供给

分享经济不直接生产商品，但它能够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发现”“发掘”与“提供”产品和服务，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进而刺激新的消费需求。这与供给侧改革所强调的从供给端发力、扩大有效供给及降低无效供给的初衷相吻合。也就是说，消费者“想要的”分享市场就能“供给的”，反过来，分享市场“供给的”正好是消费者“想要的”。同时，分享经济模式下互动评价系统可以迅捷反映供需双方的情况及变化，及时调动社会资源，提高供给的有效性。过去十余年来，中国各式各样的分享经济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诞生了一系列傲人的“独角兽”企业。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在众多民生领域还存在着大量的资源配置失衡问题。

2.为化解产能过剩提供新思路

传统商业模式下的企业对于消费者需求无法精确把握，产品适销对路难以实现，而产能过剩、库存高压普遍存在。分享经济模式下需求状况呈现得十分清晰，企业凡是“下单”的产品都源自需求端。分享平台在快速调动各类社会资源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能有效增加供给的弹性和灵活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实现零库存，为化解当前部分领域产能过剩起到重要作用。

在此，我们以分享住宿领域为例作深入分析。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一方面中国人均住房面积有了极大的提高，已经达到人均39平方米，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另一方面城镇住房空置率逐渐提高，2011年为18.4％、2013年为19.5％、2015年为20.6％、2017年达到21.4％，已经远远超过10％的国际警戒线，城镇的空置住房总量达到6500万套。其中，商品房空置率高达26.6％。相对一线城市而言，二、三线城市的空置情况更为严峻。当下兴起的分享住房平台在化解房地产市场的产能过剩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3.为经济转型提供新动向

分享经济的发展实质上是社会生产过程的创新和发展，它为传统企业转型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范式。发展分享经济是国家战略，是企业必走之路，特别是对那些正处于机构调整转换的企业而言意义更为深远。互联网背景下的“供给侧”改革，不是简单的生产能力增加，而是通过技术手段引发经济模式的革命。这一革命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并带来新一轮的产业变革。分享经济因为拥抱新的技术和新的业态而必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它与传统的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使得这些企业焕发新的活力。

美国最大网上租车公司Ｚｉｐｃａｒ被汽车租赁服务巨头安飞士巴吉集团收购，集团凭借分享平台开拓汽车分享服务，既很好地补充了企业传统汽车租赁业务，又开发了新的消费群体，增强了企业增长潜能。美国规模最大的有机食品连锁超市全食超市开发新的服务产品，与分享物流配送公司Ｉｎｓｔａｃａｒｔ成功合作，提供1小时到达的配送服务，使得客户平均采购量上升2.5倍，月均销售额增加600万美元以上。中国海尔集团提出和运作的“车小微”堪称传统企业适应分享经济发展的典范。

与非闲置资源

分享

非闲置资源分享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经营者要扩大市场只能促使更多的资源加入分享，分散的闲散资源规模难以满足经营者对利益的追求，企业只能购置或租赁资源加入分享市场，导致了泛分享经济的产生。也有一些企业经营之初则以自有或租赁资源加入分享市场，如共享单车、途家的自有公寓。这种做法偏离了分享经济以闲置资源为分享对象、减少消费、保护环境的本质，导致商品和服务价格上升、过度消费、负外部性增大。之前闲置的资源仍然闲置，为了追求利益和市场占有率而盲目投入的资本产生大量浪费，如“共享单车坟场”的出现，过多的共享单车堵塞道路，共享单车企业、共享充电宝企业的倒闭等。非闲置资源分享的经营者以分享经济为名，利用了分享经济的经营模式。分享经济的经营模式是“产能过剩+ 分享平台+人人参与”，即资源所有人先加入平台，平台借助移动互联网、移动支付、云计算、大数据等手段，将闲置资源分享给需要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人人都可以是闲置资源的分享者，也可以是使用者。分享经济平台以轻资产方式运营，本身不提供商品和服务，所起的作用是通过技术和相应的管理手段促进供需双方交易成功，分享的资源是供方的闲置资源，利用评价机制缓解信息不对称和信用问题。非闲置资源分享以分享经济的模式和理念经营，但企业和专业资源开始参与分享，企业通过自己建立的平台分享由自己提供的资源，利用押金和评价体系解决信用问题，分享对象从闲置资源转化为非闲置资源，这种形式在整个泛分享经济市场中占有比例不断增加。从发展较快的几个领域来看，共享单车车辆的提供者为企业，北京地区提供网约车服务的专职司机占八成，途家主要在平台上出租自营房屋等，某些都与分享闲置资源的分享经济不同，是非闲置资源分享的典型代表。

差异

非闲置资源分享仅包含消费者和平台两方主体，资源使用者不可能成为资源的提供者，人人参与无法实现。分享经济包含了资源提供者、平台、资源使用者三方主体，而资源提供者可以成为使用者，使用者也可以成为资源的提供者。非闲置资源分享与分享经济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平台作用不同。分享经济平台起到的是搜集闲置资源信息，并通过技术手段将其与需求者信息进行匹配，平台本身不是资源提供者，但是为交易双方提供了交流系统、支付系统、评价系统，并制定一系列规则，对交易形式作出了要求，保障交易的顺利进行。非闲置资源分享的经营者是商品和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平台则是由其建立的分享自有资源的网站，无需搜集闲置资源的信息，不需要其他资源提供者的加入，对交易及定价有完全的控制权。平台以重资产方式运营，通过自己建立的平台以短时租赁、售卖、提供短时服务的方式开展业务。如共享单车由企业提供，平台由企业建立，单车样式、颜色、收费标准、投放位置由企业决定。如果是分享经济，单车的来源应当是个人闲置的单车，平台起到促进人车匹配的作用。

第二，被分享资源的性质不同。分享经济中被分享的资源是闲置资源，属于资源的再分配，没有增加资源的原有数量，促进了资源的利用效率。正是这一属性造就了分享经济减少消费、促进环境保护的作用。非闲置资源分享经营者通过平台分享的资源是自有资源，可能是重新购置、生产或租赁的专门用于分享的资源，不再具有“闲置”属性，增加了消费。如共享单车是由经营者按照统一的样式由指定的工厂专门生产的，而非个人手中的闲置单车，单车在整体数量上是增加的，属于非闲置资源的分享。

第三，盈利方式不同。分享经济中，资源提供者和平台两方都可以获得一定收益。闲置资源提供者以出让资源的暂时使用权为代价获利，平台则以抽取交易额一定比例的方式和广告费用获利。非闲置资源的分享中，只有经营者一方获利，盈利方式则是直接获得全部交易额。如滴滴打车，属于分享经济，获利者包括司机和平台，司机通过接受订单并运送乘车人到目的地而获得乘车费用，平台则从每一份订单中抽取一定的比例。共享单车属于非闲置资源分享，获利者为共享单车经营者，骑车人所付的所有费用归经营者所有。

第四，信用机制不同。分享经济中平台不参与交易，为保证双方的信任和交易的顺利进行，利用评价机制约束供需双方，起到了优胜劣汰和缓解信息不对称的作用。非闲置资源分享中，资源提供者为平台本身，无法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保障交易的顺利进行和解决纠纷，多采取押金机制解决信用问题。要求消费者缴纳一定数量的押金才能使用商品或服务，这种机制对消费者造成了约束，使其很难在不同平台间自由选择。如多数共享单车平台不设评价机制，消费者除非亲自使用，无法了解单车情况，只有缴纳一定数量的押金才能使用。

第五，对消费、环境的影响不同。分享经济减少消费、保护环境的作用无需赘述。但非闲置资源的分享并未发挥减少消费、保护环境的作用，缺乏监管导致其负外部性完全由社会买单。如共享单车大量投放知乎 共享经济，其生产、制造、运输本身就带来大量的资源消耗。经营企业和投放数量过多造成供大于求，企业大量倒闭，单车被闲置、丢弃。共享单车兴起前个人拥有的自行车也大量被闲置，造成资源的消费。单车随意停放，阻碍交通，威胁公共安全。缺乏有效的维修和管理，给儿童及其他骑车人的人身安全带来威胁等，其经营行为也涉嫌违反相关城市的管理办法在一些城市被禁止。

不可否认，泛分享经济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其中非闲置资源分享与分享经济的差异应当仔细鉴别，混为一谈的方式不利于分享经济的长远发展，需要针对两者不同的特征出相应的规制措施。

影响

社会中的各行各业都会涉及到统计工作，尤其是在经济现象的数据分析和信息整理方面，需要保持科学的工作模式，走在时代的前列，对分享经济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合理地及时地处理新的工作困难。

（一）改变了统计工作方法

分享经济是一种较为新型的经济模式，沿袭以往的统计方法显然不能符合实际情况，无法匹配分享经济的实际运行模式，换个角度来说，分享经济刺激了统计工作方法的快速转变。第一，在传统方法的指导下，人们需要收集大量的数据并进行局部试验，在处理速度方面不能满足分享经济的变化节奏；第二，传统统计方法涉及的职能和掌握的权力相对较少，分享经济又是多企业、多岗位的有机结合，不能全面掌握统计信息；第三，互联网是分享经济的主要依靠，统计部门缺少针对互联网的统计标准和处理手段，不能形成可靠的统计数据。

（二）加重了统计工作任务量

第一，分享经济自带的体量巨大，是传统经济统计任务所无法比拟的，涉及的企业数量庞大，包括许多超小型的公司，并且市场经济瞬息万变，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或消失众多企业单位，无法保证统计结果的实时性和有效性；第二，分享经济的参与者不仅是法人公司，还包括广大的人民群众，个人的租车、买卖等都属于分享经济的统计范畴，确实难以顺利开展客观的经济统计。

（三）对统计算法的新要求

算法是保证统计数据科学性的重要标准，分享经济的到来促进了更多资源共享和交易的行为，不仅涉及的行业众多，而且分享的行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针对传统交易的统计算法无法反映出一些线上的资源共享行为。比如，网络用户浏览微博、新闻、公众号等行为可能会为作者带来流量，即使没有付钱，也会形成微薄的经济效益；网络上的新媒体制作人可能会通过知识的普及或消遣娱乐获得有偿的打赏等等。这些基于分享经济的行为都需要设计算法，才能掌握分享经济的市场变化情况。

（四）对统计分析的新要求

分享经济是一种对社会影响极深的经济形式，统计过程应当保证较高的严谨性，尽量收集更多更可靠的原始数据作为统计分析准确性的保障，从加深对分享经济的了解入手，科学开展统计分析工作。分享经济的表现形式众多，统计过程需要对不同的模式加以区分。比如，利用原有的汽车进行资源共享的再创造模式、利用新生产的单车作为共享单车的新创造模式等。

参考《分享经济》，韦茨曼，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分享经济内涵及其引申，吴晓隽，沈嘉斌，知网 ，2015年分享经济的发展趋势与应对策略,吕福玉,《商业经济研究》, 2014年分享经济的创新与政府规制的应对，高秦伟，《法学家》，2017年分享经济:下一个大时代——分享经济:一场人类生活方式的革命，张孝德，牟维勇，《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5年分享经济起源与实态考证，李文明，吕福玉知乎 共享经济，知网，2015年

手机浏览，点击图片保存二维码到相册，然后打开微信扫一扫选择本二维码图片就可以进入，电脑端微信“扫一扫”二维码，进入找聊天搭子平台，里面有找饭搭子、找对象、找陪伴服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