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经济框架前景不明朗
印太经济框架（IPEF）有所谓“印太战略”经济支柱之名，目前仍处于起始阶段。2021年10月，美国总统拜登以视频方式出席东亚峰会时，提出了“印太经济框架”的概念。2022年5月23日，拜登在亚洲之行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一起，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创始成员国还包括韩国、澳大利亚等主要经济体，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发展中经济体共享经济税收澳大利亚，以及新加坡、文莱、新西兰等小型开放经济体。2022年9月，印太经济框架发布部长级声明，进一步明确了未来谈判的方向。目前各方未在框架下做出具体的、有约束力的承诺，印太经济框架前景尚不明朗。
印太经济框架包括四大支柱：在贸易方面，关注劳工、环境、数字经济、农业、竞争政策、贸易便利化、包容性、技术支持等；在供应链方面，建立关键部门和产品的识别标准，加强关键部门和产品的韧性和投资，建立信息共享和危机应对机制，加强供应链物流和透明度等；在清洁经济方面，关注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关键部门温室气体的减排、绿色创新技术、清洁能源转型动力等；在公平经济方面，制定有效的税收、反洗钱、反腐败制度。上述内容并不对参与国构成完全约束，各参与国可自由选择是否加入某一支柱。尽管印太经济框架的具体内容尚不明确，但是美国的目标是明确的，即在美国单方面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5年后，重新恢复和巩固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一些区域国家担忧美国将包括印太经济框架在内的印太战略打造成与中国进行地缘经济和政治竞争的核心工具。目前，从印太经济框架架构本身、各成员国态度和潜在影响来看，印太经济框架虽有“印太战略”经济支柱之名，但其实缺乏经济诚意。
其一，印太经济框架设计在本质上反映了美国国内对自由贸易的敌意。印太经济框架没有包括任何市场准入或关税削减条款共享经济税收澳大利亚，这与亚太区域传统经贸合作的机制并不相同，较难对区域自由贸易发展和价值链巩固发挥实质作用。印太经济框架在美国以行政令的方式推动，只需总统签字，不需要国会批准。这反映出需要美国支付对价和让步的传统自贸协定已经较难在国内获得支持，国内政治氛围对于自由贸易的容忍度进一步降低。通过无关税减让、不需国会立法的方式推行印太经济框架，其约束力和可持续性成疑。更重要的是，只有单方索取、没有双向付出的印太经济框架无法在区域内建立双赢、互利的伙伴关系，甚至会破坏亚太地区健康的伙伴关系，而后者是区内各成员国和民众不愿意看到的。
其二，印太经济框架无助于解决当前全球经济困局。2022年，全球经济经历了动荡的一年，逐渐滑向“低增长、高通胀”的滞胀边缘。在此情境之下，亚太区域发展需要的是更高水平的全球化，以解决供给瓶颈，并更好地将自由贸易收益惠及区内国家。印太经济框架显然无法实现这一目的，尽管其在计划中认为应对通胀是经济的首要任务，但其本身带来的是成本的进一步上升。印太经济框架计划建立一个供应链预警系统，其实质是形成一个“去中国化”的供应链格局，在其中不排除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达到这一目的。这将扭曲区域内因市场、资源禀赋、分工而形成的供应链格局，将使得本来就紧张的供应链进一步恶化，从供给侧进一步推升通胀，同时这种供应链的调整也将给各国带来不必要的效率损失，从而伤害经济增长。
其三，印太经济框架将对亚太区域的长期经济稳定与繁荣造成负面影响。
首先，印太经济框架加剧了亚太区域内的“意大利面碗”效应。亚太地区本身已有较多的自贸协定和相关的经贸合作协定，这些协定之间有相互重合，也有一定的排他性，就像碗里的意大利面条一样混乱复杂。印太经济框架的出现使区内经贸合作复杂度上升：一是其形式不同于以往的经贸合作框架，未来发展路径也不好预测；二是参与国家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成员国有较大重合，排他性凸显；三是从参与国本身对于印太经济框架的看法来看，也没有一致的目标。上述特点对参与国影响较不确定，对非参与国负向溢出显现，继而加剧“意大利面碗”效应。
其次，印太经济框架没有回应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关切。亚太经济有自身优势，也面临结构性挑战。亚太经济体有着较为充足的储蓄，但是却面临着较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需要将区内的资金动员起来，更好地平滑储蓄—投资缺口，提升区内经济体潜在增长率。但是，拜登政府很难向印太经济框架投入充足的经济和政治资本。如印太经济框架中包含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但是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和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高风险、高投资的特性，拜登政府在这一领域的资金投入和执行意愿仍未明确。
再次，印太经济框架可能中断亚太地区的经济转型进程。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价值链的形成多有赖于外需驱动。近年来，随着地区内需不断扩大，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不断演进，东亚价值链越来越独立，成为北美、欧洲之外的重要第三极。这其中中国的角色凸显，中国已不仅仅是区域价值链生产端的重要一环，在最终需求端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随着经济体量不断提升和结构转型，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的潜力巨大。以区内需求而非区外需求为牵引的经济模式将持续使亚太经济更为稳健地转型。而印太经济框架却试图设立部分产业的排他性框架，实现一定程度的外部市场分割，这显然有悖于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和价值链调整的客观要求。
最后，印太经济框架无法促进区域的包容性发展。亚太地区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得益于其雁行模式的实行，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从这一模式中获得相应的好处。但印太经济框架却排除了RCEP中老挝、缅甸和柬埔寨三个相对欠发达的国家，也并不关注区内其他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印太经济框架关注的高标准议题可能带来区域发展的更大鸿沟。以数字经济为例，印太经济框架主要关注发达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发展，更加关注数据隐私和技术政策，拜登政府也在试图主导人工智能和5G等数字技术规则和标准，这些标准将很难为欠发达国家所接受，继而扩大区域的数字鸿沟。
其四，印太经济框架存在潜在的政治破坏力，长远来看不利于地区经济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区域内经济合作伙伴认为，印太经济框架并不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政策工具，相反它是一项旨在对抗中国、分离全球化的政治工具。即便是印太经济框架的创始成员国，也多表达无意借助印太经济框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印太经济框架被设计成应对所谓中国对地区经济安全“威胁”的杠杆，但是这一杠杆却是以损害亚太国家的互信为代价。当前的亚太地区已经面临诸多挑战，印太经济框架无法凝聚共识，只会加剧分化，这将无助于维持地区和平稳定发展，长期将伤害亚太经济体自身。
（作者杨盼盼 系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副研究员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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