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互联网＋生态文明催发的分享经济，呈现百花齐放、多元并存的新趋势。现代分享经济从类型上看，可分为有偿分享经济、对等分享经济、劳务分享经济、众筹分享经济、新乡村分享经济等模式。分享经济时代的兴起，是互联网＋生态文明双重力量催化的结果。互联网为分享经济兴起提供了技术支持，而生态文明则提供了内生动力。环保意识、精神消费、新生活方式等三个自觉意识是生态文明时代推动分享经济发展的内动力。分享经济预示着一个追求节约、低碳、实现物质与精神均衡的新生活方式与新生产方式的革命正在兴起，这是生态文明时代破解能源环境危机、物质与精神消费失衡危机的新经济。

【关键词】互联网＋ 生态文明 分享经济 生活方式革命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识码】A

“互联网＋”再度发力，一次静悄悄的经济革命在酝酿中。在渐次诞生的各种新业态经济中，最令人瞩目的无疑是分享经济的兴起。根据英国商务部的数据，大约四分之一的英国成年人有过上网分享彼此财产、技能、时间等闲置资源的经历。目前全球分享经济的总产值约为90亿英镑（约合135亿美元）。根据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预测，到2025年，全球分享经济产值可以达到2300亿英镑。很对人认为分享经济的快速成长是互联网的力量催化的结果，其实催化分享经济发展的动力不仅仅来自技术力量的互联网，还来自另一个新时代力量，这就是生态文明。换言之，是互联网＋生态文明合力催发了分享经济（亦称“共享经济”）的快速成长。

分享经济学的演化：从传统分享经济到现代分享经济

作为对传统经济业态形成巨大冲击力的分享经济，是一种全新的业态，但就分享经济这个范畴而言，最早研究分享经济的渊源，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威茨曼撰写的《分享经济》一书。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即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的状况。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马丁·威茨曼于1984年出版了《分享经济》一书，认为产生“滞胀”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现存工资结构的不合理，提出了采用分享制度代替工资制度的主张。威茨曼所说的分享制度，指的是在资本家和工人就工资问题所进行的谈判中，确定的不是具体工资的数额，而是分享比率，也就是在企业未来的收益中，多少归资本家所有，多少归工人所有。他试图通过对工资分配方式的调整，缓解社会矛盾，激发员工积极性。该书出版后，在西方经济界和管理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20世纪80年代末，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发展了分享经济学。他提出了通过职工持股的途径使工人参与到企业收入分享中。

传统分享经济学是从收入分配角度去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新经济学科。它试图通过改变劳动与资本的分配关系，来改善资本主义经济在微观结构方面的缺陷，以保证经济稳定、持续地高速发展。

根源于解决现实经济中工资与资本对立矛盾的分享经济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实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分享经济模式。一种是欧美的通过股权制度形成让工人参与企业收入分配的分享经济模式。即使在当今的美国也有约15%的公司采用“利润分享”的雇员报酬计划。另一种是日本式的通过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的途径，让员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分享经济模式。在特定文化与历史背景下，二战后迅猛发展的日本经济具有了自己独特的分享经济。日本与西方股权模式不同，除了能分享公司的利润，得到较高的薪酬和福利外，公司员工还能极大地参与公司的治理，并能参与公司长期发展，这就形成了以企业为家、为企业奉献一生的企业文化。

如果说如何分享企业利润是分享经济研究的内容，那么马克思应该是研究分享经济的鼻祖。因为马克思毕其一生所研究的《资本论》，就是在探索一种没有剥削的，更加公正、公平的经济形态。那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一种典型的分享经济。虽然从研究社会财富公平分配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也包含有分享经济。但马克思所研究的分享经济，与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分享经济有根本的不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分配不公平的根源是经济制度，单纯改进分配制度无法实现真正的分享。马克思所研究的分享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内生出的更加彻底的分享经济。

综上所述，从理论上看，传统的分享经济可分为马克思主义的分享经济学与西方分享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分享经济学，是以社会经济制度变革为研究对象共享经济 名句，西方经济学则是从分配制度角度研究分享经济学的。而目前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分享经济，是互联网技术加生态文明催化下的新经济业态。互联网时代的分享经济与传统分享经济，虽然其目标都是实现社会资源和福利共同分享，但他们之间有很大差别，

一是催发分享经济的动力不同。传统分享经济兴起的动力是社会财富在企业内部与社会制度框架下存在的不公平，而现代分享经济兴起的动力是互联网技术和人类面临的能源环境危机压力，它为社会分享自己闲置或暂时不用的物品提供了交换分享的可能。

二是分享内容不同。传统的分享经济的分享对象是企业利润和社会财富，而现代的分享经济分享的是个人和家庭闲置的剩余物品。

三是运行模式不同。传统分享经济是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的共享经济 名句，制度是维系分享经济的关键所在；而现代兴起的分享经济是一场民间自发形成的新经济业态革命，是一种全新的市场交换经济。

四是最终形成结果不同。传统的分享经济追求的是一种能够实现公平分享财富的理想制度；而现代分享经济则衍生出分享的消费方式和商业模式，是一种使物尽其用，更加节约能耗、节约社会资源的新经济形态。现代分享经济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就是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正在兴起的分享经济，定义为互联网＋生态文明的新业态经济。

即使在市场经济向乡村渗透，传统合作关系受到严重解构或破坏的背景下，乡村分享经济仍以其旺盛的生命力不断演化。特别是在互联网＋生态文明催发下，中国乡村分享经济发展所呈现的多样性、快速成长的势头，不次于城市的分享经济。目前，在中国发展中的乡村分享经济主要表现为这样几种类型：

一是将城市与乡村联系起来的社区分享经济。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瑞士的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就是一种乡村分享经济。在农业污染造成食物安全威胁的压力下，那些希望得到有机食物的城市居民，通过与村民建立稳定客源关系而形成的社区农业，就属于城乡合作的分享农业。目前社区支持农业在日本、欧美发展速度很快，已经成为代表未来生态农业发展的新趋势。社区支持农业经济在中国的大城市发展也很快。这种新型经济开启者是北京的小毛驴市民农园。该农园在种植方式上采用自然农业技术，尊重自然界的多样性，遵循种养殖结合的原理，重视传统农耕文化和乡土知识的传承，城市居民可在享受绿色食品的同时，深入了解传统农耕文化，并亲身实践传统农耕技术。社区支持农业分享经济分享的不仅仅是有机食品，还有城乡共建的农耕文化等。

二是依托合作组织成长起来的合作分享经济。合作社经济在中国农村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后就有了农村合作社。目前，中国农村合作社经济丰富多样，既有在某个领域的合作——如生产环节、流通、资金、服务等专业领域，也有涵盖诸多领域的综合合作社。截至2014年，全国有农民专业合作社124万家，成员数占全国农户数的35%。虽然目前中国农业合作社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但大量成功案例说明，合作分享经济是继中国农村承包责任制之后，乡村经济与市场经济嫁接的又一次革命。

三是城乡电商分享经济。阿里研究院发布的《农产品电子商务白皮书（2013）》中显示，2013年阿里平台上经营农产品的卖家数量为39.40万个。目前农村电商已呈燎原之势。农村电商与城市电商是有区别的，城市电商是将原本在传统商店交易的产品移动到了互联网世界。而乡村电商交换的许多产品，是依靠网络技术的力量，使远离市场的山沟里的物品变成了交易产品。从这个角度看，农村电商性质属于新兴的分享经济。正是这种电商，使城市人分享了在传统商业模式中分享不到的有机农产品、特色农产品，同时也使农村分享了电商带来的收益。

四是乡村众筹分享经济。中国乡村从来就没有停下追赶时代的步伐，凡是在城市出现的新经济业态，乡村会快步跟进。作为分享经济类型之一的众筹经济在中国乡村也存在。随着时间推移，乡村资源的价值正被社会所关注。特别是在发达地区的乡村，走出去的一批人已经开始返乡创业。他们通过让村民入股的众筹方式，参与到乡村产业的发展中来。浙江义乌的何斯路村村民何允辉，是一名从上世纪80年代就出村经商的农民，2008年他回村担任村委主任后，通过让每一位村民都成为公司股东的众筹方式，成立了何斯路公司。在短短六年时间，何斯路在何允辉带领下快速发展，村老百姓从五年前人平均年收入4570元，到2013年增至22380元，将近翻了五倍。2104年，由公共经济研究会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乡村文明发展论坛，推出十个乡村文明建设故事，其中就包含了通过众筹发展乡村经济的案例。

“三大自觉意识”是推动分享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把分享经济兴起看成是互联网单一的作用，不仅不全面，也不能真正认识分享经济的本质内涵。对分享经济的认识必须在互联网之后加上生态文明新时代这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如果说互联网为分享经济兴起提供了技术支持，那么生态文明则提供了内生动力。概括起来，生态文明时代有三大动力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环保意识的自觉。分享经济与传统工业经济相比，有一个革命性的变革，就是这两种经济所追求的目标与运行机制不同。工业经济追求的是如何生产得更多，为此就需要鼓励与刺激消费得更多。现代工业经济系统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一方面是被工业文明主流推动高消费带来高能耗、高污染，另一方面又通过消耗社会财力来解决这种能源与环境危机。而在当今这个文明体系中，消耗能源的速度远快于治理污染的速度。如果这个恶性循环不能打破，当代人类就无法解决能源与环境危机。长期以来，人类对于这个文明难题的破解，更多地寄希望于技术进步。事实证明，这不是一个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经济内在机制变革的问题。而目前兴起的分享经济正包含着一种全新的机制。传统工业经济追求生产最大化，而现代分享经济是对闲置物品利用的最大化。传统工业经济必须不断生产出新产品，才能产生价值，而分享经济将闲置的东西充分利用，就会产生新价值。在现代鼓励消费的文化环境中，事实上人们所拥有的物品远超出其实际需求。目前发达国家家庭拥有物品的实际使用率不到60%。耗费大量能源、污染生存环境生产出大量产品，却有一半几乎是闲置的，这显然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而分享经济所要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

分享经济是一种基于现代社会节约消费的环保自觉形成的再消费经济，对于长期以来被社会鼓励的高速消费、奢侈消费文化是一种根本性的矫正。我们发现，凡是参与到分享经济的人群，除了他们有增加收入的需要外，另外一个重大的内在动力就是保护环境。SideCar的首席执行官苏尼尔·保罗（Sunil Paul）指出：“由于这些创新的出现，我们认为10年之后汽车的保有量将比现在减少一半。如今人们认为必须拥有一辆汽车，未来的观念将转变，有车坐就行。”分享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是一种更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绿色经济。分享经济快速发展，将会逐渐遏制目前的生产更多消费更多的恶性发展趋势。

其次是精神分享自觉。推动分享经济的另一个内在动力，就是当代人类精神消费分享意识的觉醒。工业文明给当代人类带来的负效应，不仅仅是看得见的能源环境危机，还有看不见的精神缺失危机。现代工业文明在为人类提供高度丰富的物质财富，以及大量的社会资源向物质财富生产倾斜的同时，也出现了现代人类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上的严重失衡。主导现代文明发展的被意识形态化的物质主义，坚信这样一个假定的前提，物质财富增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导航标，物质财富增长必然包含了幸福的增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发现，当物质财富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不仅人类幸福的增长与物质增长越来越没有关系，而且过度的物质消费，不仅是造成当代人类能源环境危机的根源，也是造成当代社会因精神消费短缺、诱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源。

美国的人均GDP在过去的50年增长了3倍，但是美国人的幸福感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不断下降。美国的暴力犯罪增加了3倍，不与邻居交往的人数增加了4倍，1/4的人感到不幸福和抑郁。英国GDP在1973年至2001年间增长了66%，但是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没有变化。欧盟委员会2013年发布新闻公告称，当前欧盟近5000万人受精神健康问题的严重困扰，约占欧盟总人口的11％。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确实看到中国的GDP在快速增长，但是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数据也在快速增长，这就是精神病人数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现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精神病人1.3亿，其中抑郁症患者大约有6千多万。为什么我们生活富裕了，但精神病患者却大幅度增长了呢？这是所有工业化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工业化过程中的物质主义陷阱。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就可以发现正在兴起的分享经济中包含有社会对精神消费的内在动力。人们在分享经济中，分享的不仅仅是闲置产品，同时也以这种方式分享一种精神文化。空中食宿为什么会在短短的时间受到如此多的消费者青睐？调查发现，人们在这种消费中，消费到了一种传统商业模式不能提供的人情味。一位在伦敦生活20年的韩国人，之所以愿意将自己空闲的房间租出去，不仅仅是为了收入，还因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与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交流，与结识的朋友一边吃着他们亲手烹饪的韩国美食，一边与客人们进行生活文化的交流，这种分享经济中得到的精神分享是其他商业模式没有的。

空中住宿（Airbnb）初创时，曾遭遇所有投资人的拒绝。因为它让人看起来相当“愚蠢”，你出门旅行会租用陌生人家里的房间，而不是去住旅馆吗？更为颠覆传统智慧的是，你会愿意出租自己家里的空房间与陌生人同住一个屋檐下吗?那些早期投资者忽视了一个问题，在今天这个被物质化、被隔离的社会，人们有一种与人交流、获得精神消费的愿望。空中住宿的成功，不仅仅因为提供的私家闲置房间要比酒店更便宜，而且增加了房主与租客之间聊天交流等内容。

无论是中国乡村分享经济的兴起，还是社区农业的发展，在目前兴起的所有分享经济中，我们都看到一种无形动力在推动着分享经济发展，这就是现代社会对精神消费的强大需求。我们也发现，凡是获得成功的分享经济，都充分考虑到了这个因素。

再次，新生活方式的自觉。分享经济是现代人对另一种新生活方式体验的革命，它体现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在传统生活价值体系中，被社会文化认可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拥有多寡比赛的生活方式。而在分享经济时代，这些被传统社会认可的生活价值观，遭到颠覆性改变。分享经济正在重塑未来社会生活标准。在分享经济大环境中，汽车、别墅、城堡不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是一个可以和别人分享的物品。分享经济时代是与社会分享多寡的比赛，一个人与社会分享得越多，不仅得到的物质财富越多，而且与社会分享的精神财富也越多。这种分享经济将给人带来一种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均衡的新生活。

传统工业经济是生产与生活相分离、相对立的经济。不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物品生产是在特定空间由专业管理者管理完成，社会财富只有在生产中才能创造，生活就是一种纯消费的过程。而现代的分享经济，生产与生活没有清晰的边界。分享经济是一种生活就是生产、生产也是生活的经济。在分享经济中，一个家庭把自己闲置汽车、房子租给别人的同时，也把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别人分享。一个家庭让一位陌生朋友来自己家中共同生活，这是一个创造财富的过程，这个家庭生活并没有因这个财富生产过程，而中断自己的生活。其实分享经济的本质是与他人分享生活，这是一种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文化交流的生活。

工业经济时代的竞争，是谁生产更多就更有效率的竞争，生活是服务于竞争的。这是一种生活被生产所控制的生产方式。而分享经济时代将打破生产对生活控制的束缚，生活回归主体地位。由于生活本身就是可交换的产品，所以，分享经济时代的竞争是谁生活得更幸福的竞争。你的生活越有价值，你就越能与社会分享，获得收益也越大。这种分享经济的竞争，恰恰是生态文明时代所需要的生活方式。当这种生活方式成为社会发展主流时，就是当代人类从根本上破解工业文明带来的能源与环境危机、物质与精神消费失衡危机的时代到来了。

Sharing Economy: A Revolution of Human Lifestyle

Zhang Xiaode Mou Weiyong

Abstract: The sharing economy, which is caused by the "Internet +" plan and ecological progress, has shown a new trend that it has many types and all types are prosperous。 Looking at the types of modern sharing economy,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paid sharing economy, the equal sharing economy, the labor sharing economy, the crowd-funding sharing economy, and the new village sharing economy。 The emerging sharing economy is a result of both the "Internet +" plan and the ecological progress。 The Internet provides th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rise of the sharing economy, while the ecological progress provides the endogenous power。

The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piritual consumption, and new life-styles are the internal force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aring economy in a time when ecological progress is valued。 The sharing economy indicates an incoming revolution in the lifestyle and mode of production which cherishes thrifty, low-carbon lifestyle and tries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aspects of life。 It is the new economy which can resolve the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crisis as well as the problem of unbalanced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onsumption in the era of ecological progress。

Keywords: Internet +, ecological progress, sharing economy, lifestyle revolution

张孝德，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导，公共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与城市经济管理。主要著作有《模式经济学新探》《现代公共政策概论》《现代金融学》等。牟维勇，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