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上午9时外部性与共享经济，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听取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强调，2017年政府要“支持和引导分享经济发展，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便利人民群众生活。本着鼓励创新、包容审慎原则，制定新兴产业监管规则。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健全新兴产业统计”。

分享经济是指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以使用权分享为主要特征，整合海量、分散化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经济活动总和。分享经济今年再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充分展示了分享经济在灵活就业、绿色环保、便民惠民等方面独特的、非凡的贡献。

有报道称，2016年，我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34520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共有6亿人参与，比上年增加1亿人。

不过，分享经济的问题和发展困境也不小。前不久，一篇题为《共享单车，真是一面很好的国民照妖镜》的文章在网上疯传外部性与共享经济，从国民素质的视角描述了包括共享单车在内的分享经济发展的种种“乱象”，其实法律等问题则更多。

从制度经济学、经济法与民法的视角，分享经济种种“乱象”的根源并不是“国民素质”低下，而是产权中“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所带来的“制度外部性”，即特殊形式的产权分离所带来的控制权弱化，进而导致经济主体(厂商或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或社会造成正面或负面的非市场化影响。而法律、法规是矫正“制度外部性”的最根本性举措。

“外部性”是经济学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分享经济作为一种新形式的经济活动，至少存在两种“外部性”，一种是基于技术创新的“科技外部性”，这里面包括商业模式创新所带来的网络聚集效应。目前主要是增强就业灵活性、盘活闲散资源等能使社会或他人受益的正外部性，例如，顺风车、共享单车绿色环保出行。当然也有冲击出租车等负外部性，但总体来看是激活和丰富了社会公共服务。

另一种是产权变化所带来的“制度外部性”，共享经济主要是以产权中“使用权共享”为特征，弱化了产权中的“所有权”，这必然导致盗窃破坏、单车上树等“控制权”缺失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分享经济基于信息而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增强了分散雇佣等就业灵活性，并扩大了单车等市场需求，是经济新动能的重要组成部分；盘活了闲散的社会资源，避免了传统经济模式的浪费问题；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提供了社会公共服务如共享单车等。这些“科技外部性”增加了社会总福利，也是分享经济再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深刻内涵。

因而，分享经济虽然有不少的问题，但却不能简单加以限制，而是要保护和规范，甚至是激励。我国将备受争议的“专车”合法化，成为全世界为数极少予以合法化的国家之一。“科技外部性”更多是以激励(征税或免税、补贴等)、引导等市场化行为予以矫正。

分享经济也有明显的缺陷，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和责任分配上不足；劳动者权利保护以及安全监管；平台公司收取巨额押金，或侵犯到公共利益及金融秩序；供需双方和平台公司存在违约违法、侵权等所带来的法律风险如何合理分担等。这些都是产权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制度外部性”，无法简单地靠经济激励或惩戒等市场化行为来加以矫正，必须求助于法律、制度的帮助。

纠正分享经济的“制度外部性”，必须基于其产权中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特点，而且这种分离不同于传统租赁等，具有强流动性、不易控制等特殊性，需要从法律、制度的层面来设置供需双方、平台公司、社会利益相关者(例如盗窃非消费者)等行为加以规范，并对失序行为予以有效规制。例如，明确把共享单车锁起来“独享”的侵权责任；乱停乱放带来的行政处罚如何责任承担；以及数十亿计的押金安全问题如何规避。

“法治”是市场经济最为重要的“导航仪”，分享经济的发展也不另外。“制度外部性”实质上就是社会责任与权利的不对称，更是一种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短缺。只有弥补责任与权利不对称的外部性，分享经济才能为全社会“共享”，才能使社会利益最大化。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法律”(制度)也分优劣，只有好的“法律”(制度)，才能带来社会合意的结果。共享经济的“法律”(制度)供给，必须基于“公共品”的理念，基于“良法善治”的理念，切实体现在“服务”和“支持”上面，而不是简单的“规制”，避免制度将分享经济的无穷活力僵化、“管死”。

(作者系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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