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后，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顶层设计向具体实践有序推进，从经济改革指导理念向泛领域治理思路逐步扩展，“社会治理供给侧改革”开始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分享经济”作为当下供给侧改革语境下的第一热词，自从年初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以来，多次重大场合被高层提及。综合看来，分享经济能推动实现社会治理供给侧的“三降一去一补”：降低社会产品供给的边际成本，降低社会剩余交换的交易成本，降低社会产能的无效供给，去社会供给的中心化，补社会制度供给短板。

分享经济弥补社会制度供给短板

“社会治理供给侧”具备四个核心元素：以社会力量为代表的社会主体供给、以社会资源为依托的社会产品供给、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资本供给、以正式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制度供给。其目标是，通过改革促进多元社会主体协同进行社会供给，提升社会服务（产品）供给数量与质量，扩大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参与机会，改善社会资源的配置结构与效率，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繁荣。

创新之难最难是制度，制度是改革的核心要素，制度供给直接影响社会供给的质量与效率，同时也是当前制约社会治理取得良效的最短板。这种社会供给短板的实质在于基于正式制度框架内的社会供给质量与多元化社会需求层次（如高品质出行、个性化住宿）间的不匹配。有些制度是工业时代的产物，有很多细则已无法适应信息时代的实践发展，既不能鼓励创新，也无法有效发挥监管作用。制度先天具有滞后性，而社会制度的推陈出新与改革发展创新更需要经历相当时间的社会实践与社会事实的检验共享经济改变了传统共享经济改变了传统，需要经历一定的容错机制与压力测试。分享经济最大的特点便是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能够以快速、便捷、低成本的方式满足社会成员的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需求。

分享经济弥补社会制度供给短板的方式主要有现实补充与制度促进两方面。一方面，用非制度供给补充正式制度导致的社会有效供给不足。由于在诸如出行、住宿、互联网金融、慕课教育等正式制度框架下的社会供给往往呈现出同质化、一体化的特点，分享经济针对社会供需错配与时空错位等结构性问题，通过非正式制度供给（如早期的滴滴出行等专车平台对出行方式的变革），摸着石头过河，整合碎片化社会力量，激活个体化的社会成员，促进社会资源进行点对点的按需匹配。另一方面，以创新实践探索倒逼政府职能部门进行社会制度改革。如建立补位性、底线性和保障性的制度，解决行业准入门槛、从业人员社保、税收监管、信息安全以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问题；及时修订已经明显不适用的法律法规，加快推进着力于构建新型经济关系、劳资关系的制度供给。

剩余分享提升社会产品供给质量

按需求层次来分，供给则可以分为基本型社会产品与改善型社会产品。基本型社会产品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主体，具有必须性与基础性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基本医疗、基础教育、就业保障等“保底线”物质供给；改善型社会产品不仅有物质产品，更有精神产品，由于自身的半商品性与流动的市场性，呈现选择性与多样性的特点，属于“提上限”供给。

分享经济的运行基于四个前提：以个人为主的公众、闲置（剩余）资源、社会化平台（网络）、获得收入（经济收益）。分享经济的兴起，尤其是社会剩余的出现为提升社会产品供给质量提供了必要条件。闲置（剩余）资源分享又可以分为使用权剩余、所有权剩余、时间剩余、认知剩余、资本剩余。使用权剩余分享，主要形式有闲置房屋（如Airbnb、木鸟短租等）、车辆的出租或使用（如滴滴出行，Uber等）；时间剩余分享，指个人在闲暇时间中从事多重职业（如从事网络直播主播、专车司机等)，从而获取多份职业收入；所有权分享，主要有二手物品进入再循环市场（赶集、58同城等二手交易平台），从而节约社会产能与消化过剩社会产品。认知剩余分享，指个体具有专业技能或在知识领域中具有认知广度与深度，在自愿进行分享的前提下形成社会交往与社群经济的基础（如知乎、分答等网络平台）。资本剩余分享，以共享金融（P2P和众筹）为代表，指将个人或机构拥有的闲置资金通过互联网或圈层进行分享利用，针对创意项目开展投资。

分享经济契合了社会治理供给侧改革的基本要求之一：不仅要确保基本型社会产品供给数量，更要提升改善型社会产品数量，改善供给质量。政府主导的基本型社会产品供给主要出于公共财政，旨在提供“保底线”的基础服务与市场监管；而“提上限”改善型产品的供给由于其多元化与高质化，无法由政府以单一主体之力进行供给，必须借助社会力量。分享经济通过激活个人或者社会组织拥有的闲置存量，通过互联网与物联网等平台进行职能数据驱动，促进实现需求与供给的即时匹配与按需供给。在此过程中，多元主体既是供给者也是需求者，大幅提升了社会供给主体多元性与社会服务产品的多样性，大幅扩展了社会主体的活动边界，从而促进社会资源的流动与社会资本的培育。

社群组织增加社会主体供给种类

2015年，我国宏观经济数据中出现了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过半”：服务业总产值在GDP中占比达到50.5%，我国社会互联网渗透率也达到50.3%。“分享经济”改变的不仅是传统的商业模式与企业终端，还改变了传统社群组织的运作模式：基于身份认同，分享经济通过提供资源变现的平台（品牌社群）增加了社会产品的供给途径与社会个体的终端体验，激发了社会个体与社会组织活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社会治理创新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社会组织是社会建设领域的主要主体，是社会个体获取社会产品，参与社会建设的传统途径。随着社会治理精细化的推进，社会组织建设法制化、制度化的需求日益凸显，但社会组织数量众多，情况复杂、通过统一正式制度供给来推进改革必定相对滞后。目前民政系统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数量已超过了60万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提出后，各地政府大力推动孵化社会组织和志愿型组织，但大量孵化的社会组织面临缺乏自身造血能力的共性问题，高度依赖政府资金，当政府购买需求下降或资金不足，很容易就出现难以维系的局面。这种问题的实质是典型的社会供需错配：很多孵化的社会组织的服务供给更多出于政府需求，而非社会需求。

社群经济绝非新生事物，豆瓣、知乎、微博等著名社交或社区化平台里都蕴含着社群经济的雏形。但早期的社群多为以兴趣形成的松散组织，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经济反补机制，加之缺乏统一的分享平台与无缝连接方式，彼时社群彼此维系更多依靠纯粹精神层面的共鸣，社群经济也远没有发展到能够影响社会供给与资源分配。分享经济使得传统的网络社群由线上扩展到了线下，由虚拟照进现实。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战略设计为社群提供了高效率的协同工具与分享网络，打破了空间局限，线上线下的双重连接使得以魅力人格主导为代表的社群（如逻辑思维、小米）迅速崛起、在行动与身份认知的基础上实现了情感效益到经济收益的转换。

分享网络的空前繁荣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社会资源的时空界限，甚至改变了社会组织的经典样态：推动了以社群为代表的非正式社会组织实现社会供给的去中心化，促进了基于非制度背书的社会身份认同，扩大了社会个体获取社会资源与参与社会事务的自由。分享经济中的社群实现了价值延伸与红利收割，由此形成品牌。愈发多样的品牌社群开始为解决社会供给错配，补充个性化、多样化的社会产品，提升供给质量提供重要支持。

多元角色改善社会关系供给弹性

社会治理的核心在人，但单一社会身份使不同群体间的垂直交流变得异常困难，而分享经济的“模糊身份”与“产品社交化”属性使个体可以拥有多元的社会角色，从而构建更具弹性的社会关系。传统社会生活中，不同群体因为职业标签等或许存在较大的社会地位差距，共享经济借由多元身份获取不同的社会体验，促进不同社会群体相互理解，实现个体间的“共情感”：比如一个兼职专车司机的企业白领也许终于可以感受到传统出租车行业司机服务态度不佳的真正原因。这对于不同群体消除集体偏见、打破阶层固化、缩小认知差异是极具积极意义的尝试。

随着我们进入社交化时代，社交网络、媒体、营销迅速兴起，基于网络的社交行为已经深深植入人类的任何活动中。分享经济为在社会化浪潮下改善社会关系、提升社会信任提供了重要突破口，使个体通过分享网络实现利益共享、资源互换，促进实现更高层次、更自由的社会流动。当下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可以更积极地参与到群体行动中，但不再需要以牺牲个体利益或抹杀个性为代价。

客观而言，分享经济的崛起既对社会治理创新产生了显著的“倒逼”效应，也为构建多方社会力量参与的社会治理供给侧改革提供了经验积累、技术与数据支撑，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体各司其职、协同合作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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