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共建共治共享从主体、路径、目标三个维度体现我国社会治理制度的内在逻辑和要素构成，对于实现社会治理理念科学化、结构合理化、方式精细化，彰显我国社会治理制度的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能否将我国社会治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回答好“共建”何以达成、“共治”怎样有效、“共享”如何实现三个方面的问题。

“共建”回答社会治理依靠谁的问题，即社会治理不只是党委和政府的责任，而且是社会各方的责任。实现“共建”，需要明确不同社会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和职能职责。要坚持党对社会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供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明确政府推进社会治理的职能职责，健全政府负责社会治理的责任体制，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在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的基础上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坚决破除妨碍社会治理顺利推进的各种体制机制弊端。拓展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建立政社互动、政企互动、政民互动的联动机制，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励社会组织、企业、公众多样化、多渠道、多层次参与社会治理，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共治”回答社会治理怎么开展的问题，即通过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实现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实现“共治”，必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提升党在社会治理中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破除社会治理中存在的体制机制弊端共享经济与共治共享经济与共治，提升政府主导社会治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推动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调动群众参与人民内部矛盾化解、社会治安防控、公共安全预警与应对等方面的积极性。探索创新基层群众自治实现途径，搭建便捷议事平台，提高基层群众自治活力和能力。增强政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引导群众依法维权、依法办事，同时充分发挥德治的社会教化作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加快促进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深度嵌入社会治理全过程，构建精细化服务感知、精准化风险识别、网络状行动协作的智慧治理平台。

“共享”回答社会治理为了谁的问题，即通过社会治理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实现社会治理成果共同享有，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共享”，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在社会治理中，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探索将党的群众路线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动能，创新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机制，健全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的机制，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完善公共服务体系，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作者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