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风险不应社会承担

时隔仅三个月，滴滴顺风车再因命案被推上风口浪尖，同时也引发了大众对于共享经济的反思。

共享经济数年前刚刚兴起时，因其基于技术手段提升闲置资源利用效率的新范式，一度被寄予厚望。不过在运行的过程中发现，一系列看上去始料未及的问题不断出现，如二手物品交易平台充斥假货和不法商贩，甚至暗藏招嫖等违法信息；共享单车没多久就因侵占公共资源而饱受诟病，未见改善态势；短租平台屡现欺诈消费者，“变态”房主不时出现；网约车如滴滴，则因接连发生恶性事件招致众怒。

此次温州女孩和三个月之前山东女孩因搭乘滴滴车被害，只是滴滴顺风车问题暴露于公众的案例。根据海因里希法则，一个企业发生一起为社会大众所知的重伤或死亡事故，背后往往有29起程度较轻的事故、300起隐患或违规。换言之，当大众因这两起恶性事件痛斥滴滴时，背后数百起隐患或轻微事故却不为人知，出现恶性事件并非偶然。

有论者以为，出租车行业也曾发生过类似乘客遇害的事故，实则概率的大小，决定了滴滴顺风车与出租车不可同日而语。以金融行业为例，国有大型银行会出现坏账，P2P网贷也会出现坏账，而前者因为拥有颇为严密的风控体系，坏账比例会小很多。出行领域也类似，从事出租车司机需要驾龄、犯罪记录、家庭背景等方面的要求，相比之下滴滴对顺风车司机的管控就低很多，此次温州女孩遇害的肇事顺风车司机，事后就被曝出驾龄不满一年、欠数十笔现金贷以及假牌照等隐患。

共享经济领域连续发生的诸多社会问题，也让大众开始重新思考其意义与定位。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以共享为名的互联网平台经济，对于相关行业而言，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改善共享经济投资风险，有的只是给民众带来了些许便利，但这背后是以一系列负面因素为代价的。除了上述几种以共享为名的业态，其他平台经济如外卖行业，商品还是那些商品，消费者还是那群消费者共享经济投资风险，只是消费者可以足不出户在线上购买，但却带来了食品安全、卫生乃至城市交通问题。

换句话说，共享经济模式的问题是将风险外部化，平台本身轻资产运行，省去了传统行业大量以风险控制为前提设置的必要成本，却将因此可能产生的风险交给社会来承担。以滴滴顺风车为例，平均一天约90万单，体量惊人，滴滴本身的设置难以对这样庞大的业务进行有效管理，成本无法承受。而滴滴不愿舍弃顺风车的原因，则因为顺风车是其多条业务线里极少数性价比高、能够持续产生正向现金流的业务。而从频频出现的乘客遇害事件可以看出，滴滴顺风车的正向现金流是以牺牲风险成本实现的。

与此同时，逐利天性的资本进驻加剧了这一趋势，让平台企业更重于“利”而非“义”。如滴滴为了发展会倾向于招募更多的司机，而不是严加审核；共享单车期初设立了诸多防止损坏公众利益的制度，但在资本入驻规模扩大及恶性竞争的背景下，这些制度因执行成本高而被束之高阁。

得益于互联网，共享经济有着以小博大的先天优势，平台借着共享的名义，就可以轻松撬动社会资源。然而在一系列问题乃至恶性事件发生后，从平台企业、监管者乃至社会公众，都应该反思这种将风险外部化的业态，如果不能建立防范风险外部化的长效机制，不如禁止资本进入甚至直接关停。毕竟日本及欧洲部分国家不欢迎网约车等以共享为名义的业态，也有其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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