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指出，专车服务是一种创新的出行方式，源起于大城市交通服务供需不平衡，是对现有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体现了共享经济的发展趋势，深受社会欢迎。放眼国外，这种共享经济模式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一路狂奔”，市场份额预计在1100亿美元以上。市场上到底该有多少出租车，要由市场说了算，不是主管部门拍脑门，也不能让既得利益群体把持。

新华社评论还犀利指出，符合共享经济发展趋势的专车模式，却成了有些部门的“眼中钉”“肉中刺”。究其根源，是因为专车服务撼动了出租车的封闭垄断地位，动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应当看到，出租车经营权的垄断，养肥了少数人，害苦了一批人。拥有出租车经营权，就可以不花一分钱，靠司机“融资”起家，用司机“份子钱”还贷款，可谓“空手套白狼”坐享其成。

保护垄断，打压创新，就是逆市场规律而动，就是阻挠改革。尤其是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部门不能披着看似“合法”的外衣，将共享经济的创新萌芽“乱棒打死”，充当某些垄断利益的“保护伞”。

新华社评论文章二：出租车业改革，应向垄断还是向“专车”下刀

对于专车属于“黑车”这种界定，“滴滴打车”方认为，所谓黑车，是指未在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办理任何相关手续，没有领取运营牌证而以有偿服务实施非法运营的车辆。但是“滴滴专车”是一个移动出行的信息平台，只和依法运营的汽车租赁公司和劳务公司合作，不和私家车合作，如发生意外由“滴滴基金”按照责任范围内赔付。

北京汇佳律师事务所律师邱宝昌说，现行法规下，查处黑车无可厚非。但政府如果无视既得利益的暴利垄断，单方面遏制满足消费需求的创新模式，这种管理思路需要反思。业内人士认为，来势难挡的“专车服务”的确需要规范引导，但不能简单地“一刀切”执法。

一位北京出租车司机对记者表示，自己并非对“滴滴”“快的”有意见，他们通过软件给自己带来了更多生意。“我们最不满的就是长年被公司收取严重不合理的‘份子钱’。”根据这位司机师傅介绍，自己和另一位司机一辆车双班倒，和公司协议一签就是6年。除去所交数万元押金，两人每月还要交给公司“份子钱”9600元，这样高的“份子钱”半年便可买回一辆伊兰特（北京市区出租车主流车型），而剩下5年半全是公司收走的暴利。但即便如此，车辆维修、保养等日常费用还得自己掏钱。“公司就组织开开会，别的什么都不管。”

消费者打车难、出租车司机收入低，这样的“两头难”已是普遍现象。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共有出租汽车134万辆，企业8000余家，驾驶员260多万人。出租汽车经营服务规范与否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租汽车行业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有效解决，需要通过加强顶层制度建设，依法依规予以解决。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机关服务中心主任汪国镇表示，目前出租车整体行业结构不合理，其经营方式已使整个行业在司机、乘客的多方指责下坐在“火山口”上，面临不得不改的境地。“司机压力太大，乘客难以享受到优质服务，必然催生新兴业态。”（记者郭宇靖、彭卓、徐扬、张逸飞、齐中熙）

人民日报：是取消暴利模式的时候了

目前，应该是逐步打破出租车号段控制，取消出租车公司暴利模式的时候了。处置一起群体事件并不难，难的是共享经济下的汽车租赁，在出租车领域深化改革。市场的事，应该由市场说了算。随着矛盾的深化，应该是逐步打破出租车号段控制，取消出租车公司暴利模式的时候了。这才是让司机和市民都受益的治本之策。

新京报社论：不合理的出租车专营为何改不了

“专车”引发的出租车停运等事件，最终的解决之道，不是简单地宣布“专车”非法，而应打破出租车行业的既得利益，改革出租车专营制度，让出租车行业回归市场经济的正确轨道。在法治社会，恶法也是法。但是，要建设一个良好的法治社会，就不能不考虑，依法打击“专车”等违法行为，究竟是在维护谁的利益共享经济下的汽车租赁，这样是否限制了市场自由和法律所应追求的公平正义？

京华时报：“专车”合法化与强化监管不矛盾

从“滴滴”“快的”等移动互联网打车平台颇受用户追捧来看，这一新业态是迎合了市场发展取向的。交管部门若只看到“滴滴”“快的”等“专车”的灰色地带，而不积极去规范这一新兴市场，遭受“懒政”的指责就是必然的。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观察，“黑车”为什么不能漂“白”？如果“白”的含义就是合法，这正是社会关切和民众期待之所在。“专车”合法化与交管部门强化对“专车”的监管并不矛盾。

东方早报：用什么打破出租车行业的垄断？

全国大多数城市的出租车市场都痼疾重重：供给不足导致拒载、甩客、拼车；出租车内环境脏乱差、司机服务态度差。根源还是数量管制形成的行业垄断。所以，面对科技的发展、游戏规则的变化，政府方面不应固守旧有的数量管制思维，而应从提升城市交通整体效率入手，在垄断局面出现松动之时，因势利导，促成出租车行业的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