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用这样的诗句来形容“共享经济”的火热，并不过分。共享经济在我国高速发展，不但经济规模持续扩大，而且各类创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除了大众熟知的共享单车、共享住宿、共享医疗等，眼下，新的“风口”正在出现。

共享经济是时代变化提供的大机遇，抢抓机遇，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共享经济的创新者和引领者。

昨天，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和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了《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报告预计，农业、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有可能成为共享经济的新“风口”。未来五年我国共享经济有望保持年均30%以上的高速增长。

报告显示，中国共享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2017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49205亿元，比上年增长47.2%；其中非金融共享领域交易额为20941亿元，比上年增长66.8%。共享经济领域融资规模约2160亿元，比上年增长25.7%。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信息师、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新红说：“这些领域大家都比较关注，市场需求潜力巨大，痛点也比较明显。同时，商业模式基本上都已成型，但是目前还没有真正地发展起来，所以这些领域很有可能会成为共享经济新的增长点。”

新“风口”在哪？

根据《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的预测，农业、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正在成为共享经济的新“风口”。

从政策环境上来看，这些未来有可能成为新风口的领域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关切民生。根据十九大报告，在未来一个时期，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需求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而这与这些领域的发展特点相吻合。

从现实需求来看，目前中国社会存在改善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优质教育与医疗资源供给、增加养老服务的需求，而这些都亟需引入共享经济模式，才能更好地实现优质资源的再配置。

共享经济不仅在农业领域具备良好基础，随着资本市场对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密切关注教育与共享经济，以及中国目前已经形成的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这些都为共享经济未来在这些领域大展拳脚创造有利条件。

大佬谈共享

以农业领域为例，去年6月，财政部下发通知，确定要在18个省份开展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其中，作为试点省份之一的海南，就提出了——以发展“共享农庄”为抓手，建设田园综合体和美丽乡村。

共享农庄运营商北京万鸿公司董事长钟鹊飞介绍，“共享农庄”就是把农村闲置住房进行个性化改造，形成一房一院一地，并根据需求改造为市民田园生活、度假养生等多种模式，再通过互联网对外出租。

钟鹊飞解释说：“房屋的所有权还在农民手上，只是我们把它的经营权共享和让渡出来，获取一些收入。我们可以把城市的一些先进的文化理念与观念和乡村的民俗、传统文化进行相融相合，然后改变乡村面貌，促成美丽乡村的建设。”

共享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盘活存量资源，有偿分享给别人使用，分享使用权。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认为，教育培训领域也将出现共享经济的模式。

俞敏洪说：“随着信息的畅通和平台的不断建立，我认为，未来以个人或者以工作室为主的高质量培训会不断出现，这也就是培训的分散化。社会分工会越来越细，每个分工之间通过互联网的连接，会结合的越来越方便，也就是说，在培训领域里，也会出现共享经济的模式。”

此外，医疗和养老领域也都在进行共享模式的探索。去年9月，全国首家“医疗商场”在杭州开业，这是一家由多个医疗机构“拼”起来的医院，实行医疗资源共享模式，患者可以就近得到一站式的医疗服务。

而在刚刚过去的春节，首批入住北京市首个共有产权养老试点的老人们度过了他们的第一个春节。这种“共有产权养老设施试点”将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融合在一起，实现了养老的共享化，为养老破题提供了很好的选择。

有何新挑战？

在共享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有待解决。

一、用户权益保护难题进一步凸显

信息安全与押金风险是共享企业在维护用户权益方面的两大难题。

在共享经济中，平台企业积累了大量用户的日常行为数据，一旦被不正当利用，将威胁到用户权益甚至人身财产安全。

而在2017年下半年，随着酷骑单车、悟空单车、町町单车、小蓝单车的倒闭，押金“退还难、退还慢”等问题，更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争议。

中新社记者 任东 摄

《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指出，出现这种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共享经济许多产品和服务需要线上线下结合，但线下的法律条文很难直接适用于线上业务。面对这种情况，有关责任方需要抓紧时间解决平台责任界定不清、诚信体系不健全以及先行赔付机制缺乏的问题教育与共享经济，才能有效保护用户权益。

二、新业态与传统属地管理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

传统监管体系强调属地管理、行业管理、科层管理，这与共享经济“一个平台、服务全国”的运营特点产生了矛盾，无法实现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的统筹运营。

以滴滴出行为例，为满足出租车的属地管理要求，滴滴运营方要获得全国300多个地级市的行政许可，需携带几乎相同的材料跑遍这些城市，同时因材料中包含多种原件，还不能异地同步办理。

这意味着即使马不停蹄地逐个城市递送材料，300多个地级市至少需要3年才能办完，若全国近2800多个县级单位也要求办证，周期更是要长达20多年。由此可见，传统属地管理制度对共享经济企业带来很高的合规成本，条块分割的治理组织架构亟需优化。

三、新的共享模式也给城市治理带来新挑战。

如何把握新业态与城市综合治理的平衡点，正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

张燕摄

以生活服务领域为例，快递外卖、上门取送件、共享停车位等新业态离不开线下场景的开放，然而这与部分小区封闭式管理的规定出现了明显冲突，由此引发的纠纷也屡见不鲜。

四、快速创新实践与理论研究滞后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

尽管政府、平台企业、研究机构对共享经济的理论思考相比之前更加理性与深入，但与快速发展的实践相比，理论研究仍显滞后，难以有效支撑政府的政策制定、行业监管以及企业创新实践的需要。

其中，平台企业责任以及垄断行为的界定是共享经济理论研究的两个难点。

近年来，社会各界围绕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市场竞争行为、用户社保与税收抵扣等系列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但一直没有形成共识。

除此之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行业参与者、消费者、监管部门开始关注共享经济平台可能存在的垄断问题，平台企业也面临着反垄断合规的风险和挑战。

“我们还应看到，共享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凤霞说，“换个角度看，这也意味着更大的发展潜力，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共享经济发展面临新一轮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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