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下政府投资面临的挑战和对策周勤2018年07月09日15:35

共享经济时代来到

共享经济是对传统经济思想的重大发展。我国经历了长时间的短缺经济时代，政府投资主要方向是解决人民基本生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我国经济出现相对过剩，在六千亿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的推动下，以消除地区贸易壁垒为目标，开展全国性大规模高速公路和铁路建设，加快了区域之间的流通速度，基本消除了东部地区的交通哽堵，为我国进入WTO后东部地区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

1997年东南亚危机结束后，特别是以2001年我国进入WTO等为契机，中国进入以房地产经济为主导城市基础设施大发展时代，其模式是“以地补路”为主导的资源型政企合作模式，进一步完善我国省际公路网，基本完成我国主要通讯网络和电力设施建设，为共享经济到来提供能源和通讯方面的保证。在内外经济环境极其适宜条件下，进入改革开放以来高速稳定的增长时期，也逐步形成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主体的区域建设。中央政府负责跨区域和西部投资基本分工格局，形成了稳定高速增长的态势。

这一模式延续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而告结束，特别是中央政府四万亿政府投资后。八纵八横铁路网，特别是高铁的全面建设，加上遍及东部每个市县高速公路，4G网络覆盖了几乎每个三四线城市，进一步触发地方政府投资热情，加大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宽度和厚度，形成巨额地方政府债务。2010年北美和西欧国家开始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2012年后我国进入全面过剩经济时代。这为共享经济时代到来提供了生产和消费上潜能的保证。

2012年我国跨越式进入全面利用互联网技术的共享经济时代。在这一新经济环境下我国政府投资将何去何从？这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我国商品市场从绝对短缺到相对过剩到绝对过剩，企业之间经济关系从竞争到竞合走向共享，国内经济环境不断自我完善。问题是我国目前这三种模式既重叠交错，又彼此独立运行，企业从丛林规则到选择合谋再到共享治理迫使我们认识实践不断提高。我们要明确我国共享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明晰我国政府投资面临新挑战，寻求最优政府投资模式和政策。

共享经济下政府投资遇到的挑战

首先是产权的分散性。分享经济条件下经济权力的进一步分解，这是对政府投资权益粗放的挑战。产权作为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基础权利，本身是一个权利束，在现有组织的委托代理制度下经过了有效的分解，从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开始，权利不断分解为权益和利益的碎片。在共享经济下，这些权利碎片还将进一步溶解在共享经济各个环节中。

共享经济的核心实际上是部分权利的转让，在政府投资的产品和服务中难以实施。例如，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难以碎片化来适应共享经济多维度空间需求，政府投资只能保证产品和服务中是“有”或者“没有”，不可能在时间和空间上将权利细化以适应不同定价，这将使政府投资方向偏离现代公共服务的需求。从这个意思上说，产权的细化会挑战传统政府投资模式，使得向大规模定制型采购模式转化。

二是需求精准化。差异化需要是共享经济时代的“悖论”，一方面是生产能力绝对过剩，另一方面是大量个性化需求无法满足。特别是中国在过去十五年中，我国制造业的高速崛起，主要工业中间品和制成品都增长十倍以上，使得现有的制造能力不仅远远超过了我国国内社会需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超过世界发达国家的贸易需求。

所以，我们必须认识20世纪初以泰罗制倡导科学管理引发的大规模低成本生产，第一次解决了人类短缺经济问题；20世纪七十年代波特提出战略管理满足人们差异化需要。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新经济时代到来，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网络经济为主导新过剩经济，以P-G理论为基础的能力管理的典范——“微软—英特尔”模式，开创了供给引导需求时代，使得在新制造业的蓬勃增长为需求精细化提高了先决条件。如何适应这一需求变化，这对我国政府投资长期以来一直注重供给侧而形成的行为惯性提出了重大挑战。

三是收益普惠性。在传统福利经济学理论中，政府投资将着力填补市场缺陷、解决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降低社会分配不公，这也是共享经济中不同于传统经济模式一个亮点，两者具有一致性。但是，从现有共享经济主要模式和社会福利分析，社会分配不平等日趋严重，借助互联网可以使社会转移和再分配成本大幅度下降，并没有提高底层民众收益。也就是说共享经济中数据垄断问题，共享经济只是降低个人到社会的交易成本，本质上没有改善他们的收益分配。

分享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没有改变人们之间收入的不平等状态，主要是以政府投资为主体建立了公共网络和其他基础设施，其投资者是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而投资来源就是政府投资。每年以万亿为基础单位，其投入构成互联网、公路和高速铁路，其大幅度折旧收益，实际成为主导共享经济互联网平台利润，也就是政府投资直接或者间接变成网络平台企业的基本收益。也就是说，为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政府投资，在分享经济中可能进一步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公，这是对现有政府投资的终结目标的最大挑战?

从现实情况，互联网经济加剧了国家、地区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共享经济降低了个人通过网络中间自由的转换成本，同时社会再分配的成本也大幅度下降，共享经济使下层人获取信息和表达的成本极低，更容易辨别社会不平等程度。那么我国政府投资怎么面对这些挑战呢？

共享经济下政府投资治理模式的再突破

一是政府投资治理主体的再突破。在共享经济时代治理模式已经从以自我管理为中心第一方治理时代（这是传统市场经济以自我为中心的本源），形成“大社会，小政府”基本模式，政府投资主体是称职“守夜人”。但是，市场失败本身要求政府投资主体承担消除包括垄断、外部性和内部性等第一方治理难以弥补的这些缺陷。进入竞合时代合谋模式成为第二方治理，政府投资对组织（或者非盈利机构）的投入，实际是治理主体的转换，也是对第一方治理的提升，包括政府部门本身的管理，都是第二方治理的体现，而“政府失败”也是难以掩饰的事实，其管理成本、寻租与腐败、以及管制时滞等都是政府投资无法避免又备受诟病的弊端。而新经济以来政府投资转向平台第三方治理应该是一个出路，也就是将政府投资的主体转换为独立第三方，并由此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完成共享经济的目标，从一个投资主体转化为征信主体。当然，这三种模式将并存不悖，发挥各自优势，而共享经济时代的平台治理将逐步成为主导模式，政府投资治理模式也应该随之转换，必须重新选择新模式实现再突破。

二是政府投资在治理结构上的再突破。在共享经济时代技术优势或者技术领先是决定性的，政府投资是否会导致资产结构和治理结构进一步优化，进而促进技术进步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现有所有的平台共享模式都是以技术先导为决定性的，没有技术上的领先，所有的共享模式是无法长期维持自己的领先地位的。例如，共享经济的基础平台WINDOWS操作系统是表现为微软—英特尔模式，实质上是两个公司技术的领先；同样，苹果手机是第一个产品平台，其APP模式的背后是苹果公司在智能手机技术上的优势。从这两个案例发现，共享的模式只是表现形式，而技术是其基础。所以从治理本身来说，掌控技术的领先实际上是赢得治理地位的关键。反之，没有技术优势将永远处于被治理的被动地位。所以，在共享经济时代政府投资的方向要从注重共享网络的基础设施保证——这已经导致了分配的进一步不公，转向共享基础技术的发展，为更多社会底层建立免费或者低成本共享技术，为共享经济平台的终极目标提供技术保障。

三是政府投资在治理规则上的突破。在共享经济时代规则意识与规则优先是政府投资治理模式中最主要的原则，实现共享本身的前提是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在我们开放初期，为了解决计划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沉疾，简化几乎所有规则，同时也忽视了政府投资治理规则完善，形成简单粗放与繁复缛节并存政府投资现状。在共享经济时代规则优先与技术领先同等重要，所以我们重建共享时代政府投资规则意识，实际上也是对整个社会道德底线的重塑。从目前来看，现有类似共享单车等人为损坏等种种问题，实际上是对传统政府投资公共品规则意识强烈反应的表现，政府投资的规则弥补了组织规则与市场规则之间的缺陷。

四是政府投资风险防范的再突破。政府投资风险在共享经济时代也是难以避免的，大数据为政府投资提供治理和防范风险最重要的手段。从理论上说，在共享经济时代政府投资风险远远高于传统市场经济时代，投资主体和客体变得更加模糊，产权的细化使得治理成本进一步增加。利用大数据控制治理政府投资风险已成为必然的选择手段，这本身也是政府部门优势，同时也是避免政府投资风险扩大必要手段；政府投资的低收益和长期性一直是其高风险起因，而高频数据可以消除甚至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同时也是政府投资治理中间最重要也是最新的路径。

总之，政府投资是弥补短缺经济时代投资不足的主要手段，也是减缓需求过剩（相对）时代组织与市场失败的必然过程共享经济中数据垄断问题，更是共享经济时代实现供给（绝对）过剩时代的共同富裕的终结目标基本保证。■

（周勤，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责编 刘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