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本富还认为,共享经济可能带来资源的无上限供应。“遇到下雨、下雪等极端天气,拉高出行费用时,平时并非‘专车’的私家车也可以进入市场互联网共享经济的发展,防止出现趁火打劫的市场行为”,吕本富说。

共享经济目前也已在国内演化出多种业态,比如个人对个人、不提供司机、将私家车出租出去的P2P租车模式,分享“空座”的顺风车拼车模式,以及数量已近百家的众筹平台等。

甚至于推动共享经济发展已纳入个别城市主政者的工作思路。2013年9月《郑州日报》一篇文章中称,“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结合各自工作实际,推动我市共享经济的发展”。郑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其时还从城市规划、城镇化建设、产业集聚区建设、财税政策体系、培育共享市场体系、监管体制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路径设想。

但从美国到中国,共享经济模式面临不同的形势。“美国的商业环境比较自由,但中国的一些资源权属并不清晰,比如国有资产很难拿来做共享,因此中国的共享经济模式受自身制度、资源的限制。”吕本富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要有不同的制度设计

在国内,共享经济考验着传统经济上产生的制度设计。“比如‘互联网 专车’的形式,它的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到底在哪儿?说白了现在完全靠烧钱。”6月10日,在一场名为“互联网 背景下的专车治理与规范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研究院院长张国华说。研讨会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实验室等主办。

“这一点恰恰是主管部门所担心的,如果不烧钱了,城市客运市场怎么办?毕竟出行还带有一些公益性特点。”张国华说。

“共享经济降低了行业的门槛,比如把自己家的房子都可以拿出来做客房,你看这把市场门槛降得多低”,吕本富告诉记者。

“互联网 专车能够打破数量、牌照、价格等管制下的行政垄断,但同样要警惕可能形成的一两家企业把持整个市场的寡头经济”,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秘书长胡钢说。

在张国华看来,信息安全问题是共享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之一。这首先体现在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不被泄露,其次,在Uber、Airbnb等跨国企业已进入中国情况下,如何实现国家安全意义上的信息安全。此外,“我们出行会产生大量数据,移动互联网企业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创造新的应用、价值,但这些数据资源应如何界定,相应的制度设计应该引起各方面重视。”他说。

由于生产与消费的界限某种程度上被代之以“合作式消费”,共享经济比传统经济更深地触及消费者利益。“我认为强制保险制度是网络租车业态中最重要的一项制度,因为消费者是其中最重要的利益相关方”,胡钢说。

“而传统的车辆出行的保险体系,要么针对出租车,要么针对私家车”互联网共享经济的发展,张国华说,这意味着共享经济需要金融创新体系的支持。

这在国外已可找到借鉴。“美国多个州的立法规定了网络运输平台要提供保险,并明确保险在驾车人和乘车人之间建立联系,甚至在乘客上车前、软件未打开;软件打开、乘客未上车;软件打开、乘客上车等不同环节,保险内容都有不同”,东南大学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说。

“在监管政策尚未确定的时候,保险公司可能没办法去推动解决这个问题”,顾大松告诉记者,“目前国内有专车平台采取的是‘先行赔付’的方式,缺乏创新保险产品支持”。

“事实上,对于整个共享经济来说,保险都非常重要,它起到了一定的行业发展保障和监管的作用”,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共享经济虽然很好,但必定要动别人的奶酪”,吕本富说,“电子商务发展初期也面临同样问题,当年淘宝卖家曾经被有关部门考虑要求全部注册,但很多开店的大学生还并非职业卖家,没有必要要求他们注册”。

“我认为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放低门槛,当某类人以此为业时,再逐步规范它。其次应该分类管理,比如什么人以开专车为职业,什么人只是在大雪天为救急开专车,这些要有不同的制度设计。”吕本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