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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住宿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下)

wxianyue3年前 (2021-06-11)共享经济723

共享住宿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上)

4 实证检验与分析

本文采用经济计量方法,对共享住宿发展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业发展、城市发展活力以及城市营商环境之间的相关性和影响做了定量测度。

4.1 提升经济总量

一般来讲,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拥有更多可共享的房源,居民对互联网、共享住宿等新兴事物的接受度也更高,会吸引更多的人去居住和体验,共享住宿发展水平也就越高。

共享经济对城市的影响

从散点图上能够发现,共享住宿房源量、间夜量、活跃用户数与城市GDP总量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图1)。进一步相关分析表明,城市GDP与房源量相关系数为0.825,存在高度相关性,与间夜量和活跃用户数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752和0.741,上述指标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2)。

共享经济对城市的影响

从表3可以看出,由于共享住宿的总体规模目前非常小,与其相关的指标,如房源量、间夜量、活跃用户数、共享住宿发展指数对城市GDP的影响也相对较小,但总体上是正向的影响。其中,房源量、间夜量和活跃用户数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80、0.026和0.008,均在1%水平上显著;共享住宿发展指数的回归系数为0.020,在10%水平上显著。

共享经济对城市的影响

共享住宿对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共享住宿对基础设施和硬件投资的拉动作用。无论是新开发的民宿,还是已有房屋的改造,共享住宿都会刺激房屋建设与改造、内外装修设计、家居设施、智能设备、运营维护等投资,同时还会一定程度上带动道路、绿化、给排水等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二是共享住宿对相关服务需求的拉动作用。共享住宿新业态的发展带来了出行、住宿、餐饮、管家等服务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同时也带动当地特色旅游、文化体验等方面的消费。

4.2 促进旅游业发展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带薪假期的增加,旅游日益成为现代人类社会主要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活动之一,旅游业以其强劲的势头成为最具活力的经济部门之一。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2018年国内旅游人数55.39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10.8%;入出境旅游总人数2.91亿人次,同比增长7.8%;实现旅游总收入5.97万亿元,同比增长10.5%。旅游业对GDP的综合贡献为9.94万亿元,占GDP总量的11.04%[注2]。在旅游业中,2017年住宿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为8.9%,高于GDP增速2个百分点[注3]。共享住宿作为旅游住宿服务领域的新生力量,对激发旅游新需求、创造旅游新供给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散点图来看,共享住宿相关指标与旅游业发展之间也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图2)。从相关性分析来看,房源量、间夜量、活跃用户数与旅游收入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41、0.710和0.679,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上述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共享住宿发展指数与旅游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432,在5%水平上显著,二者呈现低度相关性(表4)。

共享经济对城市的影响

共享经济对城市的影响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房源量、间夜量、活跃用户数、共享住宿发展指数对旅游收入的影响均呈现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房源量、间夜量、活跃用户数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78、0.043和0.012,影响程度依次递减,但均在1%水平上显著;共享住宿发展指数的回归系数为0.044,并在5%水平上显著(表5)。

共享经济对城市的影响

一般来讲,共享住宿发展与旅游业之间是互促互动的关系。一方面,旅游业的发展会刺激共享住宿的市场需求,主要的旅游业目的地城市会有更多的游客共享经济对城市的影响,对住宿的需求也会更旺盛,房源量、订单量和用户数也会相应增加;另一方面,共享住宿也有助于推动旅游业发展,既为旅游业提供了多元丰富的民宿产品,提升旅游业接待和服务能力,也能够吸引更多追求个性化体验的游客,激发和创造新的需求,增加旅游收入。

随着大众旅游时代和旅游消费升级的到来,多元化、多层次、个性化旅游消费需求日渐旺盛,创新旅游产品、丰富旅游业态、提升游客体验成为旅游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以共享住宿为代表的一批新型旅游产品呈现出全域化、信息化、旅居化、定制化特点,海量的、多样化房源遍布于城市街头与乡间村落的各个地方,不仅能够满足游客最基本的住宿需求,也能够吸引游客融入当地生活、体验当地文化,极大地满足人们对文化生活的向往。

4.3 提高城市活力

城市活力体现了一个城市中人口、资本、技术、资源等要素的活跃性、开放性、包容性水平。其中,人口要素作为城市构成与活动的最基本单元,其聚集和流动性是衡量一个城市发展活力的最为关键、最有代表性的指标。考虑到我国户籍制度的特殊性,在反映城市聚集能力的时候,不仅要关注一个城市的户籍人口数,更要关注城市的常住人口数。同时,也要关注城市人口的流动状况,而城市的旅游人次是反映人口流动的重要指标。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对城市活力的界定既考虑了常住人口、户籍人口的情况,也考虑了城市旅游人次情况,综合衡量一个城市的发展活力。

从图4来看,共享住宿相关指标与城市活力之 间存在一定 的 相 关 性。相 关 分 析 表 明(表6),城市活力与房源量、间夜量和活跃用户数之间存在低度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331、0.348和0.302,分别在10%、5%和10%水平上显著。城市活力与共享住宿发展指数之间则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537,并在1%水平上显著。

共享经济对城市的影响

共享经济对城市的影响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房源量、间夜量、活跃用户数、共享住宿发展指数对城市活力的影响均是正向的。其中,房源量的回归系数为1.546,在10%水平上显著;间夜量的回归系数为0.262,在5%水平上显著;活跃用户数的回归系数为0.068,在10%水平上显著;共享住宿发展指数的回归系数为0.682,并在1%水平上显著(表7)。

共享经济对城市的影响

当前,我国城市之间的竞争正在从资本和基础设施的竞争,更多的转向对人的竞争,越来越多的城市将人口聚集能力视为城市竞争力和活力的重要体现。人口流入越多,城市活力越强;人口流失越多,对城市活力的损伤越严重。发展共享住宿,促进了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的互动交流,提高了城市的包容性,也提升了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外来人口的流入为城市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知识、资本、资源等新动力,进而转化成一个城市的活力和竞争力。

4.4 改善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是指企业遵循开办、经营、贸易、纳税、关闭及执行合约等相关方面的政策法规,所需要的时间和成本等综合性因素。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直接影响到一个地区经济主体的创新创业活力。世界银行的报告表明,良好的营商环境会使投资率提升0.3个百分点,GDP增长率提升0.36个百分点。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为打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各地区、各城市也纷纷出台了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新业态发展的好坏与营商环境的优劣紧密相关。共享住宿作为新业态的典型代表之一,其发展水平的高低也是衡量一个城市营商环境的重要表征。

从图5来看,共享住宿相关指标与营商环境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相关分析表明,营商环境与房源量、间夜量和活跃用户数之间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796、0.725和0.707,且在1%水平上显著。营商环境与共享住宿发展指数之间存在低度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358,在5%水平上显著(表8)。

共享经济对城市的影响

共享经济对城市的影响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共享住宿房源量、间夜量以及活跃用户数对营商环境的影响是正向的,回归系数分别为3.263、0.479和0.140,在1%水平上显著;共享住宿发展指数对营商环境也是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0.398,在5%水平上显著。

共享经济对城市的影响

实践中看,共享住宿发展涉及到城市管理中公安、消防、工商、税务、住建、旅游、社区等多个部门、多种许可,其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城市营商环境的优劣。共享住宿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意味着市场准入门槛低、行政审批程序简明、效率高,“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反映了这个城市对新业态的支持与包容。同时,共享住宿领域所进行的监管创新探索,也对城市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有助于推动整个城市营商环境的优化。

5 讨论

共享住宿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注,有关部门出台了相关法规与引导性政策。2017年国家旅游局出台了《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对于民宿的评价原则、基本要求、管理规范和等级划分进行了界定。在地方层面,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四川等多个地区以及成都、西安、深圳、南京等城市都出台了与共享住宿相关的管理办法。

通过对相关政策的梳理分析,我们发现各地政策导向大体分为三类:一是明确支持类,将共享民宿视为推进全域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建立专项资金、打破制度障碍,并为当地民宿经营者提供相应的便利条件和一定的补助奖励,为行业发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二是积极引导类,一些城市编制了民宿行业长期发展规划,建立了有别于传统酒店服务业的民宿行业标准,以民宿的分级管理为抓手,引导行业良性发展;三是规范发展类,一些地区和城市针对共享民宿行业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对民宿的经营用房、消防、治安、卫生、食品安全、环保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实行较为严格的准入要求。

民宿管理具有典型的属地化特征,面对共享住宿等新业态的快速发展,各地积极制定并出台相关政策,有助于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从政策导向和实施效果来看,当前市场监管仍然存在一定问题:

一是多头监管问题突出。目前共享住宿平台企业和经营者的监管,涉及公安、消防、工商、税务、旅游、街道办等多个部门。由于各地监管部门对共享住宿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地方将其定性为“黑旅馆”,交由公安机关予以打击和查封;有的地方将其定性为“短租房”,由地方住建部门授权社区,并参照传统的房屋租赁业务相关办法进行管理;也有的地方将其定性为“网约房”,并针对平台和房东的经营资质提出过高要求。与多头监管并存的是,各部门往往独立开展事前事中事后监管以及相关执法工作,缺乏有效的协同联动机制,导致平台疲于应付。上述问题对平台和房东的正常经营和运营成本都带来了较大影响。

二是市场准入要求未能充分反应新业态特征。实践中,一些地方管理部门参照旅馆业或者房屋租赁业等管理办法,要求房东申请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营业执照、消防验收报告书、卫生许可证等资质材料,并要求按照酒店旅馆业标准配备专职的保安、接待和客服人员等,这些要求与共享住宿个人和家庭化经营方式以及分散的城市公寓式房源特点不相符合。还有一些地方沿用线下的属地化管理思路,要求平台企业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并进行注册登记,否则以违法经营为由予以禁止和处罚。这种属地化的管理规定,既与平台企业“一点运营、服务全国”的网络化特点相冲突,也导致企业合规与运营成本大幅上升,严重制约了人们参与共享住宿新业态活动的积极性,不利于行业的长期发展。

三是数据共享机制不畅。共享住宿涉及用户基本信息、入住行为、居住地点、出行信息等多维度的数据,无论是平台的经营活动,还是政府对平台的监管活动都离不开数据的支撑。实践中看,政企之间尚缺乏有效的数据共享机制,不仅造成企业经营成本升高,也使得相关部门在平台监管过程中缺乏有效的依据。一方面共享经济对城市的影响,平台企业普遍反映公共数据开放力度不够,尤其是与个人信用相关的个人身份信息、银行征信记录、电子犯罪记录等关键和权威信息基本都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平台企业获取公共数据的渠道少、成本高,导致企业在用户身份审核、验证及交易环节面临较大困难。除了公共数据获取难外,由于各部门公共数据的存储缺乏统一标准,数据格式、口径混乱,加大了企业利用数据的成本。另一方面,平台掌握着大量的经营活动数据和用户行为数据,这些数据对政府监管与应急突发事件的处置必不可少,需要在平台与政府之间建立有效的共享机制。但由于多头管理的原因,与共享住宿相关的公安、网安、工商、税务、旅游等许多部门和地方机构,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平台提出不同的数据需求,无论是数据名称、字段、单位、范围、频度、时间要求等方面都缺乏统一标准,差别较大,使得平台企业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应对有关部门的数据需要,不仅给企业经营带来困扰,也加大了信息泄露的潜在风险。

四是缺乏长效化监管机制。作为一种新业态,共享住宿尚处于发展初期,各地发展水平也不均衡,在房源分布、基础设施、服务品质以及用户需求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采取一刀切式、突击式、运动式检查整改,显然不符合现实需要。从长期来看,共享住宿可持续发展更加依赖于制度化、法治化、长效化的协同监管机制。此外,个别城市在制定共享住宿发展的相关政策过程中,也未能充分考虑平台企业和相关利益方的意见,一定程度上存在闭门造车的问题。这样的政策出台,难免在社会和公众舆论中引起广泛争议。一旦付诸实施,将会严重打击共享住宿新业态已经形成的良好发展势头。

6 结语

本文研究了一个城市的共享住宿发展水平对当地经济发展、旅游业发展、城市活力以及营商环境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发展共享住宿有助于提升一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提高城市活力以及改善城市营商环境。

本文认为,与传统酒店业相比,共享住宿的房源区域分布高度分散、类型多样且差异大,服务个性化和多样化特征突出,提供服务的房东以个人和家庭为主,上述特征决定了共享住宿的监管不能直接沿用传统酒店宾馆业的监管方式。但是,从共享住宿监管的实践来看,有些城市在政策制定中能够坚持“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大原则,体现以激发行业和市场创新活力为目标的政策和监管导向。但也有些城市与之相反,在政策制定理念中,直接套用传统酒店的监管理念和监管模式,全然不顾共享住宿新业态的发展特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能兼听则明,积极听取平台和相关利益方的意见,一定程度上存在闭门造车的问题。显然,这样的政策一旦出台难免会在社会和公众舆论中引起广泛争议。

总的来说,在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放管服”改革的大背景下,任何一项涉及新业态发展的政策的制定,都应当贯彻包容审慎的创新精神。未来,共享住宿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各地应该给予新业态成长的空间,有关部门要进行公平公正监管,引导新业态不断发展壮大。

[注2]:文化和旅游部,2018年旅游市场基本情况。

[注3]:国家统计局,2017年全国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

(本文刊发于《技术经济》2019年第7期)

作者简介

于凤霞(1975—),女,山东文登人,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处长,高级经济师,博士,研究方向:数字经济、共享经济、信息化战略与规划;

高太山(1987—),男,山东莒南人,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新经济,创新与增长;

关乐宁(1996—),女,甘肃白银人,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研究实习员,硕士,研究方向:数字经济、共享经济;

胡沐华(1992—)女,湖北天门人,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研究实习员,硕士,研究方向:行为经济学、数字经济、共享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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