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就数字经济和智慧城市的谋篇布局，明确地指出数字经济本身已经成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从经济发展到社会治理，从碳中和到双循环，从产业升级到乡村振兴，数字经济就是整张棋盘的纲举目张。

当紫光股份旗下新华三集团数字经济研究院推出的《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蓝皮书（2021）》拿到手时，也会产生如上的感受。这份研究明确提出城市级数字经济重塑生产关系，这一论断颇值得延展；此外，其中对新型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的定量分析，以及对城市群和区县的分析，也可作为今日中国区域经济研究的量化工具。

首先，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不断深入，新经济和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比稳步提升。特别是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数字科技在防疫抗疫、复工复产中得到广泛应用。数字经济事实上已经成为经济复苏和发展的“火车头”。

城市数字经济指数（DEI）即可体现这一特点。我们选择城市数字经济指数和中国新经济指数（NEI，财新智库和数联铭品合作的“万事达卡财新BBD中国新经济指数”）表现最好的83个城市，将两个指标连同GDP表现做一个对比，即可看到DEI表现更好的城市有更好的经济活动表现。

其次，数字经济催生着生产关系的调整。

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数据被作为新型要素写入中央文件。

数据资产的生产、确权、安全、合规和商业化，自此进入有规可依的快车道。数字资产得以确权；被“数字化”的产业同数字经济之间的关系，日渐理清；因数据资产实现的商业所得能够实现互惠互利的分配，数字也因此“产业化”。这即是建立在数字经济基础上的新型生产关系。

这是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研究开篇即告诉我们的核心观察，也是数字经济发展在当下突出的特点。

图片来源：《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蓝皮书（2021）》

第三，智慧城市3.0时代以改善城市治理为要务。

十四五规划指出，中国全面迎接数字时代，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

2021年年初浙江省委召开的第一个大会，即以会议名字点题——数字化改革大会。数字化是抓手，是手段，是形式；改革是本质，是使命，是实质。

数字经济在推进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过程中，也在适应这种变革。因而在构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的进程中，如何推动政务数据应用于城市数字大脑并普惠于民，如何改善政务公务流程、给人民良好的“用户体验”，已成为新形势下的新要求。数字经济正在深刻参与改善社会治理，并成为重要抓手。

根据最近两年非常旺盛的智慧城市项目需求来看，也能看到这种改变。面对传统意义上的智慧城市需求，城市管理者更多地聚焦于技术问题，希望搭建数字中台来服务于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信息流向主要是单向的收集为主；而最近几年特别是2020年以来，城市管理者更希望建立的是一个操作系统甚至操作系统的生态圈，这个生态圈不仅能服务于城市管理者全面获取数据和精细管理社会，更重要的是更加友好的“使用体验”和交互式终端，服务于市民的政务需求和日常需求。

比如呼和浩特的“1+4+N”体系，据新华三介绍，正是这样一个生态圈的体现。“1+4+N”体系包括了一个城市大脑智能中枢，感知体系、数据体系、安全体系、“爱青城”APP四个基础支撑体系，以及由此生成的N个智慧应用。2020年呼和浩特正式启动城市数字大脑建设，以实现更加高效、精细、现代化的社会治理。这一体系已经建成服务广大群众、党政部门、城市决策者的统一入口。

这样的社会治理改善背后，更深刻的是政府组织和流程的再造。在智慧城市“1.0时代”，政府致力于流程的信息化和数据的结构化；到了“2.0时代”，政府致力于实现多个部门的数据聚合，也催生了大数据局等机构；到了“3.0时代”，不仅要实现数据聚合，还要实现政务工作的跨部门实时联动，政府通过跨部门的操作系统生态圈，全流程数字化之后，实现了一网统管，部门联动。而且因为有了这个操作系统巴塞罗那共享经济，跨部门协同的难点、痛点、堵点，都能够一览无余，更加快了流程的重建、再造和固化，实现了部门权力的再组织和再分配。

第四，数字经济在推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数字产业化的深化发展，不仅仅体现在数字经济的“独自美丽”，而是我们看到数字经济同经济和社会的变革紧密结合，呈现出螺旋发展的态势，并最终成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

智慧城市3.0时代展现了整个国民经济新基建的统合力量。基础设施和数字经济相结合，构成了连接全国的人、物、信息交流网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之后，各地纷纷响应，其中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率先发布“新基建”专项规划，锚定全国建设投资方向。已有统计数据显示，重点项目投资规模达85万亿元，其中新基建项目超过30万亿元，投资占比约为35%。我们观察到不少城市均已建立了“智慧城市+引导资本+孵化器”的综合模式，寄希望于通过新基建的建设，推动科技发展和数字经济的商业化生态建设。例如成都高新区的智慧城市新基建管理规则，通过龙头企业赋能本地产业生态，给本地产业生态发展提供场景和资源。这一经验也在逐渐为更多城市所采用和参考。

图片来源：《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蓝皮书（2021）》

数字经济是创造有中国特色“双循环”的时代主题。随着移动互联网、基于位置的社交、线上线下融合、共享经济等产业代际演进，中国的数字经济已经在全球形成颇具影响力的内需市场体量。同时中国数字产业的全球化扩张，也为整合全球产业链提供了基础。因此数字经济将是拉动内需和产业升级工作关注的重点产业。

在“双碳”这样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中，数字经济同样扮演重要角色。无论是碳迹追踪，还是节能减排，抑或负碳资产的培育，乃至碳税或者碳交易的执行，均需要数字经济的支持，均需要智慧城市提供基础设施。今年以来已经有不少城市将智慧城市实现碳中和写进规划，通过建设数字孪生城市，实时关注碳足迹，以实现“低碳城市”和“零碳城市”。

今年DEI研究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区县篇的报告。随着中国扶贫任务的完成，三农事业进入乡村振兴的历史新阶段。新华三多次提出数字经济从都市圈发展到乡村的演进存在飞轮效应，乡村振兴下一阶段的重点也必将包含数字乡村和智慧农业建设等。这一阶段的工作将再次证明一个道理，即数字经济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巴塞罗那共享经济，将是普惠和深远的。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数字经济推动乡村振兴的工作，也将会再次成为人类历史上值得研究和关注的盛举。

2019年11月，财新智库曾参加并主持巴塞罗那举行的全球智慧城市大会年会。参展企业的行业背景比预想还要丰富多样，同时来自新兴国家的多边讨论非常热烈。我们感受到的即是，智慧城市在沿着科技和社会发展的脉络不断演进，数字经济给了新兴经济体弯道超车的可能，因此获得了新兴经济体更多的关注。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不仅要创造经济增量，更要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提升人民满意度和幸福感。这既是数字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体现，更是全人类的共识。

中国正在面对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而中国所处的世界也在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字经济或将成为中国破局内政外交的关键节点。这也是为什么十四五规划创造性地提到中国要“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更重要的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时刻告诉我们，我们处在一场新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进行时。因此数字经济的建设，不仅关乎全人类的命运和福祉，更是实现我们道路自信的基石。